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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量腹部的刀伤,我把露在体外的肠子塞回腹腔,并拢两侧,一个长15厘米的横行伤口出现在眼前。
助手站在女尸左侧,比划了一个刺入的动作,并向自己的方向拉回,表示横切。
“凶手应该持一把单刃锐器,刺进女尸右腹部后,顺着刀刃的方向横切。就在我这个位置,往回拉比较省力,甚至可双手持刀。”
提取更多检材后,我和助手开始缝合尸体。
我的助手是个女孩,她一边操作一边自言自语:“针脚要细密些,才配得上这么漂亮的女孩。”
无论我们缝合得再好,也无法修补她生前甚至死后遭遇的种种虐待了。
晚上10点,坐满人的会议室烟雾缭绕,我开始向大家介绍尸检和现场勘验的情况。
技术和侦查部门开碰头会,总是围绕死者身份、死亡时间、死因、作案过程和作案动机展开。
法医是死者的代言人,不仅要弄明白死因和死亡方式,还要尽量准确推断作案工具、刻画嫌疑人,甚至进行现场重建。
法医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同事记在本子上。一旦错了,丢人还是次要的,搞不好还会丢了饭碗。
死者断了5根肋骨,身体上有4处钝器伤,都是在她活着的时候产生的。
至于身上那两处锐器伤,则是在她濒死或死后才形成的。我暂时想不明白凶手为何要破坏死者的身体,我推测凶手可能迷恋女性的生殖器官,心理有些变态。
尽管检查还没出结果,但我可以初步对凶手进行刻画:一到两名青壮年男性,携带锐器,力量较强,可以正面控制死者。
解剖时我发现,女人子宫里有一个成型的胎儿。这是一尸两命的凶案。
听了我的介绍,会议室当场就炸了锅。
没想到的是,头一天晚上我们还在推测死者身份,第二天一早,这事儿就有了眉目。
刑警队有30多人,负责全区每年1000多起刑事案件,人手不足是常态。因此我还负责录入“未知名尸体系统”和“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系统”。
5月8日上午9点,我接待了一对报失踪的老夫妻。
夫妻俩50来岁,是中学教师,衣着朴素有股书卷气。俩人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很礼貌但满脸焦急,厚厚的眼镜片掩盖不住倦意。
他们的女儿陈燕不见了。
5月6日傍晚,女儿一夜未归。起初老夫妻没太在意。女儿26岁了,是小学教师,已经和男友订婚,新房在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