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一章 修身立志站在更高的上（第2页）

不久，苏武被从北海召回。始元六年（前81年）中，苏武、常惠等九人，随汉使返回长

安。苏武出使匈奴时，年方四十，至此须眉皆白，但手中仍持着汉节，旄头早已落尽，都人见了，无不称赞。及见了昭帝，交还使节，又奉命往拜了武帝庙。不久，昭帝下诏，拜苏武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所。

苏武受武帝所遣，出使匈奴，因受张胜参与谋杀卫律的牵连，被困匈奴19年。在这19年间，他经受住了匈奴的逼降、诱降，经受住了恶劣环境所造成的饥饿、寒冷、孤独，始终保持住了使的尊严、忠君爱国的气节。这种气节虽带有一定时代的局限性，但其精髓，却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蕃衍生息，虽久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精神。正因为如此，“苏武牧羊”的故事历代流传，直至今天。

苏武在匈奴受了19年的磨难。19年中，他一直没有丢掉标志自己身份的“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每个人都有一根“节”，然而，是不是每个人都始终将其保持住呢?

要有从容不迫的气魄

孔子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因为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明于事理，因此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从容不迫，处变不惊，而不象小人那样心胸狭窄，意志漂浮不定，对事理认识不清，因此他们做起事来埋怨满天，一遇到变故就惊惶失措。谢安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

有一次，谢安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涛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公元373年（东晋宁康元年），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事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先例来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读了草诏，当着简文帝的面就把它撕碎，愤怒地说：“天下是宣帝（指司马懿）、元帝（指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简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让王坦之改诏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可仿照当年诸葛亮、王导辅助幼主之故事。”这样以来，桓温才没有当上皇帝。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戮王、谢。王坦之听了这些议论，当然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谢安则不同，他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以为忧，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实际上，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十分明白谢安才是他篡权的最大障碍，因为自己很了解他的才干。果如所料，桓温此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

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二人去新亭见他。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祥，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

王坦之说：“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恐怕是有去无回，如何是好?”

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径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许多人相随同去。

到了新亭，众人见桓温兵营阵容严密，队伍肃然，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刚走进桓温大营，几位稍有声望的官员，惟恐得罪桓温，马上远远地向桓温叩拜，战战兢兢，脸都变了色。王坦之也吓出一了身冷汗。他勉强移着脚步走到桓温面前，向他行礼，慌乱中竞然把手板都倒着拿了。

只有谢安态度自若，不拘形迹。他稳步走到桓温前，不卑不亢地对桓温说：“明公别来无恙?”

桓温虽然知道谢安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如此处变不惊，自己反倒有些吃惊了，连连说：“好，好，谢大人请坐，请坐。”

谢安从容就座。这时，玉坦之等人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桓温和他的谋士们找不到岔，无法下手。而谢安却在闲谈时观察左右，早已看到壁后埋伏着武土。他见已经到了应该说破的机会，便转身笑着对桓温说：“我听人讲：‘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意思是说如果诸侯有道德的话，那么四邻都会帮你防守，是用不着自己到处设防的）。’明公又何须在壁后藏人呢?”

这是对桓温的绝大讽刺，桓温显得极为尴尬，急忙说：“在军中这已经成了习惯，恐怕有突然事变，不得不如此啊!谢大人这么说，就赶快撤走吧！”

谢安又和桓温谈笑了大半天，他那么风度翩翩，安祥稳重，使桓温始终不能加害于他。而王坦之却一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待到和谢安一同回建康时，冷汗已把里衣都湿透了。

王坦之与谢安本来在治国、为人等方面都是齐名的，但经过这次风波，两人的优劣便分出来了。

不久，桓温生了重病，却还想向朝廷要“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后世权臣篡位前，常先赐九锡），便拖人向朝廷请求。因为他再三催促，谢安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起笔立就，谁知谢安偏偏故意找茬，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个月还没改成。袁宏虽然文才极好，但在“政治’’上却是个糊涂人，他觉得十分奇怪，自己怎么连个诏书都写不好，便暗中问仆射王彪之，究竟应该怎么写。王彪之说：“像你这样的大才，何用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势一天天加重，料定长不了，所以借此来拖延时间。”袁宏这才大悟，懂得了谢安的用心。由于谢安不动声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后来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君子因为拥有豁达大度的气量，所以他才能不忧不惧，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了这种处变不惊的气度，成功也就有了保证。

有闻过则喜的气度

敢于承认错误，并且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的，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唐太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取得有名的“贞观之治”与这一点有很的关系。

唐太宗非常喜欢魏征给他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句话。他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怒起来就随便杀人，夏朝的关龙逢，商王的比干，都因为敢谏而被杀。汉代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此为戒。为了国家，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接受。诸位经常记着隋朝灭亡的教训，我常常想着关龙逢、晃错死得冤枉，咱们君臣互相保全不就很好吗?”唐太宗不但这样说，在实际行动中也着实有知错就改的举动。

有一次，太宗出行至洛阳，嫌地方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发火。魏征当即劝谏道：“隋炀帝为追求享乐，到处巡游，供求无厌，弄得民不聊生，以至灭亡。今圣上得天下，正应当接受教训，躬行节约，怎能因天下供应不好就发脾气呢?如果上行下效，那将成什么样子!”大宗接受了他的批评。

有一年，陕西、河南要发大水，不少地区道了灾，太宗却要建飞龙宫。魏征上疏反对，说隋炀大修行宫台榭，役无时，干戈不休，把人民遇上绝境，最后招致灭亡。皇上要引以为戒。如果重复隋炀帝的做法，那就是“以暴易暴”，还会重蹈亡隋的覆辙。最后说服太宗停建了这项工程，并把备用的木料都送到灾区救济灾民。

还有一次，太宗要修洛阳官，河南陕县县远皇甫德参上书反对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之举；收取地租，是重敛于民；天下妇女时兴高髻，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太宗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这家伙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里的女人都变成秃子，他才会满意!”魏征在旁，连忙解释说：“人臣上书，言辞不激烈不足以引起圣上的重视，言辞激烈又近于诽谤，希望陛下能够理解。”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还派人赏赐了皇甫德参。

贞观二年，太宗访得隋朝旧官郑仁其有个小女儿生得天姿国色，又有才学，想纳入后宫为妃，册封的沼书已写好。魏征听说郑女早巳许嫁陆氏，于是面谏太宗：“陛下为天下万民的父母，应爱抚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君心里总是想着百姓。住在皇宫里，想着百姓是否有房子住；吃山珍海味，想着百姓是否受冻挨饿。嫔妃拥前，要想着百姓是否有家室的欢乐。郑氏之女已许嫁别人，陛下却想娶至后宫，这哪里是为民父母者应做的事情呢!”说得太宗无言以对，马上停止册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氏，并作用自责：“听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朕下诏册封的时候没有详审，这是朕的过错。”

由于唐太宗能听大臣们劝谏，纠正了不少过失，带来了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在实践中尝到了知错就改的甜头，因此还以自己的过错警戒后人，劝他们笃行仁政节用爱人，不要犯他曾犯过的错误。他临死的前一年，曾对太子李治说：“我即位以来毛病很多，喜欢锦衣玉食、宫室台榭、犬马鹰隼，四方行游，烦扰百姓，这都是我的过错，可不要学习我这些。”

唐大宗有“贞观之治”，应该说与他能“闻过则喜”不无关系。相反如果“闻过则怒”，或者“讳疾忌医”，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以至身败名裂。相传古代的周厉王，横征暴敛，虐待人民，激起了人民的愤懣，甚至有人破口大骂。厉王对别人的指责置之不理，而且

让巫师们去“监谤”，发现有人议论，咒骂厉王，就立即抓去杀头。。

在周厉王的镇压下，人们敢怒不敢言，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目光相互交换眼色。厉王十分得意，说：“我能制住人们的诽谤了!”对此，召公曾多次提醒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若塞其口，其与能几何!”不出召公所料，国人不堪忍受，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周厉王也因此逃走他乡。

三国官渡之战的袁绍，事先不听忠告，强行征战大败而归，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杀掉忠心于他的志士田丰，更是令人发指。官渡之战，袁强曹弱。在资历、名望、地形和兵力上，袁绍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袁绍出征之前，田丰却持异议，泼了其主子一盆冷水。

据田丰的分析，“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田丰的策略是：“不如以久持之”，“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我未劳而彼已疲，不及二年，坐可克也。”田车这个“坐逸待劳”之计，是很有见地的，可惜袁绍不采纳，不仅不采纳，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房，当自己的失败被田丰料中后，却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误，反而怕被田丰讥笑，把田丰处死于狱中。这种爱面子、耍权威、知过也不改的态度，正是袁绍由强变弱，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痛加反省，迷而知返，不但不会丢面子，不会失威信，反而会赢得赞誉，受到称道。战国时期，赵国“将相和”就是典型一例。“将相和”成为千古美谈，固然与蔺相如顾全大局受辱不羞、宽以待人的度量有关，但是也缘于廉颇痛加反省、知错必改的大将作风。

能不能知过必改，关键看能否进行自省自讼。怎样进行自省自讼呢?自省固然主要是回忆、检查自身，但按照社会学、行为学的观点，人的思想和行为等等，总是在对象性的联系中体现和完成的，因而自省应当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联系到身外的人和事来加以思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遇到的事情中，在与人交往中，别人见到你时是否喜欢，或是讨厌你。如果喜欢你，是什么缘故？如果讨厌你又是什么原因？你遇见人时，是否感觉自然，或觉得很不自在?如果感到自然或窘困，又是什么道理？即以这些参照物来反观自己的举措，校正自己的行为。历史上的廉颇从蔺相如对自己的避让中，觉察到自己只顾争一人之高低，而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立即省悟这是大错特错，从而立即改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是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价中了解到自己的过错，突然醒悟迅速改正，并做出了突出成绩的。

能不能知过必改，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有所作为的人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敢于承认错误，并且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闻过则怒，讳疾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