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五章 重要制度（第5页）

4。缺乏弹性

租庸调制中以男丁为征收对象，向其征收定额的赋役，即是说国家的收入取决于男丁的多少，缺乏弹性。自安史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较弹性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所以租庸调不得不废掉。

总结来说，租庸调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确是一个利民利国的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制度本身的漏洞便涌现出来，再加上其它客观因素，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故唐不得不以两税制取而代之。

租庸调制实行意义

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

三省六部是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隋唐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隋称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起草之责主要由中书舍人负担。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可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王皇帝的过失。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

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议，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这个原则并没有始终贯彻。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当然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玄宗时改名中书门下）；但又择他官参加议政，号为参知机务、参议得失等，也是宰相。此时，决定政事之权已不全由三省长官，其后又有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的他官参政。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正的宰相。三省长官却先后被排斥出宰相行列，成为荣誉职，决定政策之权则被剥夺。玄宗以后，中书舍人起草诏敕之权又为翰林学士所分割；尚书省各部司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后也大部分为各种使职所瓜分。故唐中叶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唐朝灭亡之后，三省六部制几废几兴。到了宋朝，其继承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北宋前期除刑部尚保留审覆天下大辟案的职权外，三省六部的主要职权都己转移至其他机构，其长官也都只作为寄禄官衔，另派升朝官分别主判，以处理残留细务，三省六部制仍是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的辽在代南面官系统中，设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初名“政事省”），设官同于宋制。金、元、明只设一省六部。其中一省，金为尚书省；元、明为中书省。公元80年，明朝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自此以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制。

安史之乱后，原为河西（今甘肃一带）节度使吕崇贲掌书记的杨炎落败，他生活潦倒，只得投寄在长安城外一家姓卢的农民家中。

杨炎听卢家人讲，祖先从关外进住这里时，全家只有口人，当时分得土地0多亩，人口繁衍到现在已经接近00人。因为土地被大地主霸占，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来0多亩地，却变成了不到百亩。很多家人无法忍受，便回到原来祖先生存的地方。现在只有0人生活在这里。卢家本来只有个人纳税，现在地没有多，却要按30个人去纳税。

杨炎本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深深体会到“人头税”的不合理性和危险性，也为卢家人的遭遇感到强烈的不平和气愤，这为他后来推行“两税法”埋下伏笔。

战乱不断逃户大增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历时八年才平了战乱。战争期间男丁打仗、女人持家，还要担负更重的赋税徭役。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地，踏上流浪之路。逃走的农民一部分铤而走险上山成为盗贼，但大部分还是投奔官僚富豪，充当他们的佃农。这样，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达官贵族的土地越来越多，大地主的庄园随即出现，均田制一步步地被破坏。

杨炎推出“两税法”

唐代宗即位后杨炎逐渐得到重用，后来成为宰相。他深知民间疾苦，很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他出任宰相后短短的五个月内，就提出了三项重大的财政改革。

杨炎对税收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分析，并利用早朝之际，向德宗和各位大臣陈述了“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在他的游说之下，一部分人接受了他的观点。随后，杨炎于大历十四年年末上奏德宗，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下诏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内容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然后分摊各州，各州分摊于各地；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地税按亩征收谷物；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两税法不再按丁身征税，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贵族官僚也得交纳两税，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两税法开辟了主体税种（地税与户税）的先河，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沿用了800年，后世所有的税制改革也都是遵循它的基本原则进行的。

幕兵制是宋朝的主要兵制。当时有四种不同军队——禁军、厢兵、蕃兵、乡兵。其中禁军是皇帝的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伐，是北宋的正规军。

募兵制的由来

从前，春秋时代，征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户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征兵工作也有声有色了，但征来的人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打完仗，征来的兵员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乡间劳动。

吴起改革了这传统的征兵制，他以苛刻的筛选标准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吴起就发给他们工资，成为职业军人，而不是临时征发打完仗就回家。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相当于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不但拿薪水，还“一人入伍，全家光荣”：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赐给土地房屋。

这种“募兵制”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身穿全副三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头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人伍。

“募兵制”选出的人叫做“武卒”，录取之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职责与武器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成为“常备兵”，明显不同于过于业余兼职的“征发兵”，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这些职业化的军人，骁勇善战，立了功还有赏爵和田地。

宋朝的募兵制

宋朝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是身长，还须检查跑跳动作和视力。宋太祖赵匡胤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为兵者，必须在脸、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军士由一支军队转换另一支军队，也须改刺番号。刺字完毕，则发放衣鞋、钱币等，称“招刺利物”。宋朝尽管设置等长杖，而实际招募时，也可明令降低身长标准。至于官吏在招兵时，以老弱病患者滥充强壮者，更是屡见不鲜。

宋朝对各级禁兵、厢兵将士，屯驻大军将士等，都发放军俸。军俸级别极为复杂，既有官兵差别，官与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币制、物价等差异，又形成地区差别。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戌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宋朝军士大都携带家眷，居住兵营。一般情况，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而厢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军官经常欺压和奴役军士，克扣薪饷，使很多军士生计艰窘，不得不兼营他业，因而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军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宋朝对各级军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实行拣选。壮健骁勇的军士可由厢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卫班直亦可依次升迁。不合格的军士则须降低军种和军级。老弱残疾的军士，可充当“小分”或“剩员”，领取一半军俸，担任军中各种杂役，也可削除军籍，回乡务农，或任便居止。但拣选制往往徒具形式，并不认真执行。

8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选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所以一条鞭法不久因遭大地主的反对停止了。然而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

一条鞭法的社会背景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是明代中期的赋税制度。明朝中期，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旨在挽救明朝统治的张居正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嘉靖十年（年）在江浙、福建、广东等地区就出现了一条鞭法，以后“屡行屡止”。万历九年（8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