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和王蒙一路叫卖（第2页）

家的感觉一直温暖着我

1985年2月，从维熙突然接到某领导的信函：“维熙同志，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的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的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

顾骧后来的文章提及此事。顾骧首先声明：《小说选刊》1985年第二期转载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并非他顾某趋炎示好向领导函荐，但与他在同期上撰文推荐不无干系。顾骧写道：“那时，阎纲兄主持《小说选刊》，他虽然无总编、主编的名义，但确实是里里外外，拳打脚踢，一个人在经营，当然还有萧德生协助，后来分配来一位大学毕业生李敬泽当编辑。一天，他给我电话，说刊物下一期拟选载从维熙的新作，准备配发一篇评介文章，要我来写。以我与阎纲的默契，我应承了下来。作品读后颇感意外。这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不是枝节上的毛病。作品写两个‘右派分子’在劳改过程中产生了生死恋情，但在二人被释获得婚恋自由之时，男方却决然了断情缘，原因是获知女方被打成‘右派’后曾试图潜越国境……当时我犯了难，文章怎么写？推辞不写已来不及，只好勉为其难，敷衍成篇。我自认为这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篇失败之作。”

我1983年7月从文艺报社调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葛洛忙于作协书记处的工作，编务工作一直由萧德生抓全面。我去后，和老萧同为常务编委，是我协助萧而非萧协助我，傅活和张曰凯在编辑部扛大梁。李敬泽也不是“后来分配”，他从北京大学选拔来之后，我们同时进入角色，一块做饭，相互让烟。小伙子在一间斗室里面壁苦读，不知道吸进多少尼古丁！但是，顾骧兄的反思一语中的，我执笔的那期《编者的话》确实成问题，也应该反思。在我的笔下，拔高的和看走眼的还有一些，所以，谈到那时《小说选刊》的成绩，也不敢吹得太过。

离开《小说选刊》三十年了，家的感觉一直温暖着我。李敬泽见面总是提起当年编友们带饭、热饭、做饭、共进午餐的热闹场景，逢人便说：“老阎老陕，爱吃面，研讨会开完后吃饭，他走了，找周明吃面去了。”高叶梅（齐齐格），原来像个小姑娘，现如今是《小说选刊》的主编，逢年过节问寒问暖，见面挽我的胳膊说话，开朗热情，一身蒙古族的实诚。

说说王蒙

我后来借调河北省文联一年，王蒙捎话叫我返回北京有事。我说不满一年，我想再跑几个专区。王蒙说，马上回来，难道还想混个副部！

王蒙说：“国务院领导代表书记处要我担任文化部部长，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一定要我去。我说我只干一届，不然我在地上打滚儿。他叫我即刻去文化部报到，担任第一副总编主笔《中国文化报》。”

王蒙把他最新的一篇讲话《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交我刊发，引人注目。我便连续发了他几篇悖论中的创见，如《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等。他说：“我的哲学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抹稀泥’。”别人说他“滑头”，他反诘道：“滑头，滑头，再加二两花生油！”他坚定地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以为，‘欲穷千里目，更下一层楼’。”他特别欣赏人称赞他“接地气”

这三个字。

他说：“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有些事情不说，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说了。”在刚出版的《中国天机》里又说：“要让领导了解真情而不仅仅让领导高兴。”

我打开《王蒙自传》，找到莫言赠诗的手迹，占了一整页。

漫道当今无大师

请看矍铄王南皮

跳出官场鱼入海

笔扫千军如卷席

丁亥八月晚生莫言打油赠王蒙老师是明志，是礼赞，在南皮人王蒙流年不利（九命七羊一颗心）的2005年，他赠王诗，王把赠诗的手迹收录，《九命七羊》第四十九页可见。

在《九命七羊》中，王蒙透露了不少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不仅写故事，还写灵魂。

语涉黄秋耘。黄秋耘的悲剧在于人道主义的理想没有过渡到对于民主科学的清醒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更多的是噙着泪水无奈的感伤，他的大勇主义更多的是自我解剖使自己的灵魂不得安宁。对于恶势力的抗争，要是不同民主的手段和科学的目的紧密结合，纵然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甚至发出悲鸣和怒吼，终究无济于事。

他引用过陈寅恪咏陈端生的一首旧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他的客厅悬挂着一副老舍诗句作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哪怕曾经英勇地战斗过，在心灵深处，总还保留着一块“超越混战”的圣地——“察见渊鱼者不祥”耶？“智料隐匿者有殃”耶？

斯人逝矣，旧文苑、新战场，留下一处觉者的空白。

2002年3月底的一天，王蒙秘书到处找我，说有急事，要我回电话。翌日，我拨通王蒙的电话。

我问：“听说你找我？”

王蒙：“你的电话变了？我看了《文艺报》上你写黄秋耘的文章，挺好，打动了我，令人叹息。你的文字老辣，你老成精了，不但辣，甚至毒。我感谢你。”

我说：“你和秋耘交情深。”

王蒙：“我也写过一篇秋耘的，发在《新文学史料》上。”

我说：“你那篇文章才叫好呢！”

王蒙：“我说阎纲，咱俩不要互相吹捧了，我那篇浅薄多了。你并非一味地褒，而是褒中有贬。接着写，这年头，什么不能写？你的文章漂亮得不得了。你现在的电话？”

我说：“67600008。”

王蒙：“四个0，一个8？好啊！我4月1号出国，所以急着找你。以后咱们多聊。”

王蒙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同我通话，我想，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如何如何，而是文章触动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勾起他对于故去的黄秋耘（从《文艺学习》批判《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来）“爱我友我”的无限怀恋。对于他们二人窃窃私语、终成友谊的几段接触，我是记得的。王蒙与黄秋耘两人在什刹海游泳，不期而遇，王蒙戏称：“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从兹惜别，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各自保命去了。

王蒙当上文化部部长以后，权力和地位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塑造一个得势的新显贵，他已经感到不小的压力，苦恼万分：难道又“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他加倍小心。他借出差广州之便，专程拜望黄秋耘。黄秋耘未忘于江湖，当面赠言诤谏：“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王蒙深受感动！所以，当他看到我写黄秋耘，便勾起重重心事：从倒霉到下地狱，到不求仕进，最后如期挂冠……百感交集，江海翻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