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和王蒙一路叫卖（第1页）

头一站很吉祥

1983年7月，我从文艺报社奉调小说选刊社参与改版工作。《小说选刊》刚从《人民文学》独立出来，迁至文化部大院，与作家协会行政单位蜗居在工棚式的简易楼房里，四处露风，冬冷夏热。我着手第九期的编辑业务，负责选编中篇小说，选发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草拟《〈小说选刊〉改版答问》。

为了扩大发行，我充当推销员匆忙上路，8月直抵伊犁。自伊犁，再乌市，过兰州，经宝鸡，到西安，延安，太原，石家庄，正定，西陵，然后回京。不间断地召开座谈会，一路为《小说选刊》叫卖，劲头十足。

头一站很吉祥。遥远的伊犁犹如近邻，转瞬即到，拜望、访问、聚会，把改版后的《小说选刊》吹得天花乱坠。有幸巧遇见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又有幸在葡萄园珍珠般镶嵌的浓荫架下度过我五十一岁的生日。

身上披戴的和餐桌上摆放的，花团锦簇一般。谁拨动了萨塔尔的琴弦？谁特意送上烫手的馕？主人忙待客。

自治区文联负责人宋彦明、自治州负责人萨塔尔、《伊犁河》负责人郭从远陪我和郎樱参观果园。郎樱的《伊犁纪行》中有载。

一盘盘蟠桃端在我们面前，我拿起一只大桃，说：“真没想到，我的五十一岁生日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度过，太有诗意了！”

大家纷纷献桃表示祝贺。萨塔尔从包里取出馕来，说：“吃一顿维吾尔式的午餐为阎纲同志助兴！”大家吃得很香。虽然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点燃红烛，但是极富诗意。

又去赛里木湖。湖水是蓝色的，蓝得出奇，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绿原和白云缭绕的群山之中，浮出一个仙境般的童话世界。

毡房传出犬吠声，颇富乐感。我让哈萨克族姑娘戴上美羽飘舞的花帽，她们却硬把花帽扣在我的头上，扶我上马，我吼着：“哥萨克的马队来了……”丑态百出，姑娘们大笑不已。受惊的犬吠声声声入耳。

月下的赛里木湖别有一番风情，那娴静含蓄之美，只有优雅的女性有资格嫉妒。静极了，美浮现在沉静中。我轻声地唱，大家细声地和：“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歌声柔婉，随风飘荡，久久被空寂挽留不去，湖光山色更显幽静。偶尔有几声犬吠，有气无力的，不再与我们为敌。

不管我们怎么推让，主人行礼如仪，热情待客，盘坐、净手，献马奶、上羊肉，一点也不含糊。

拜谒大佛寺，偶遇贾大山

天缘凑巧，在西安和王蒙、崔道怡一行有幸相遇。王蒙刚刚上任《人民文学》主编，也为推销新版的《人民文学》四处叫卖。

回京途中，过正定，在河北作协张庆田的陪同下，专程拜谒大佛寺，意外地遇见作家贾大山。

由西安到延安，到太原，到晋祠，到石家庄，一路叫卖到河北正定，在县领导和文化局局长贾大山的陪同下参观大佛寺修复工程。

《取经》之后，大山以孙犁为师，纯正、简洁、幽默又兼幽深，深入浅出，避贤敛迹。地区和省上几次调他，他不去，这一点很像乔典运，真心想为农民写点什么；静如处子，严格素食，又像是出家人。但是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的反复动员劝说下，从文化馆馆长升任县文化局局长。当时的大山，正受命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和开元寺的钟楼。他就地扎营，汗湿涔涔，夙夜匪懈，人不堪其苦。这一趟，就由他陪同我们参观。

面对海内宝刹第一名区的隆兴寺，大山如数家珍，依次介绍世界古建筑孤例的宋代建筑摩尼殿、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坐观音、中国古代最高最大的铜铸大佛、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还有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等，极富宗教教义和建筑学智慧以及雕塑之艺术美。

大山兴致勃勃，但一圈转悠下来，兴奋之余露出疲惫的神色，他太累，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离开时，大山把我拉到一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再书生气也得帮咱基层说句话，多少给大庙化点缘。”

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转达了大山“化缘”的请求，王蒙说：“看情况吧，尽量！”

我们没能为大山求布施“化”到“缘”。要是推迟三年，王蒙当上文化部部长，我主笔《中国文化报》，事情也许一蹴而就——当时的文化部管着国家文物局。

没见过这么温暖的编辑部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说选刊》已经很像个样子了。我们提倡“改革文学”、兴国之音；我们大开闸门扶持一切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我们“放”出一大群包括“错划作家”和“知青作家”在内的老中青作家；我们和不计其数的读者交朋友；我们举办热闹非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年度评奖；我们为刊物的各个改革方案兴奋得睡不好觉；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开会，叫开大门下班；我们干得起劲，忙得痛快，累得滋润。我们所选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获奖率惊人之高。我们可以自得地问：当时显露才华后来一举成名、蜚声国内外的作家，哪一个是《小说选刊》曾有眼无珠留下遗珠之憾？

萧德生和我都不是当官的料，鄙视家长式的管理，编辑部变成自由论坛式的大家庭，有学术争论而无人事纠纷，笑语欢声，热气腾腾，充满人情味。作家常来这里做客，都说没见过这么温暖的编辑部。三十年过去了，刘琨、傅活、张曰凯、高叶梅、李芬芳、李敬泽、金罗莎、金燕馨、迟新业诸同人如在目前，他们的笑声回荡在我的耳旁。

我自己甘愿老死在编辑岗位，替别人作嫁衣裳。进入新时期，百废俱兴，行行出状元，这也称“家”，那也“著名”，唯编辑沉得住气，“决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

编辑者，编辑家也，《小说选刊》就是我的“家”！

“选”者，信也，信而不诬，昭大信于天下。继承《诗经》《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和“三言”“二拍”以及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攻“选学”，当“选家”。

到《小说选刊》后，我们亮出“编辑家”“选家”

的称谓，登了一条消息，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由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首次喊出“编辑家”。我在《小说选刊》编辑部鼓励“人人当‘选家’”，叫响“选家”，同时叫响“编辑家”，就是要打破偏见，革除自卑，为编辑争名分、争地位。“甘愿替别人作嫁衣裳”，编辑自己谦虚一通，不失为一种献身的表态，别人（特别是赶作嫁衣裳的作者们）这样要求编辑，太不近人情了。沽名钓誉不对，争当人民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选家名正言顺、光荣正确，干吗“无名”呢？

本乎此，我在《光明日报》上以《“者”与“家”》为题发了文章，又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全国十四家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上，以《编辑岂可“无名”》为题发言，为编者正名。

我多次向有关部门提议设立“编辑家奖”和“评论著作奖”，头头们摇头，表示难办。真有那么难吗？这些年出现了多少送嫁娘出了名的月下老儿啊！他们的荣誉和名分终究要被文坛所承认。果然，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评了“优秀编辑奖”。设立表彰评论著述的奖项，在我等的力主下由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承担起来，也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小说选刊》期盼各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共同繁荣。

遇见王蒙，他不赞成文学按题材分类，什么“农村题材”“军事题材”“改革题材”，等等，也不热心创办各类选刊和文摘报。他对我说，第一，了解一个作家得顾及全人、全作、全面；第二，别人选的未必精当。不过，《小说选刊》既然决心大办，他转而积极支持，只要发现新人、新作，便向我们推荐。他连夜举荐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让这位不知名的教师一举成名。钟阿城的中篇《棋王》让他欢喜若狂，也是他极力向我们推荐的。他还对创作概况、年度回顾等鸟瞰式、综合性的评论表示没有兴趣，说如此这般，失之空泛，让人摸不着头脑。他郑重地说：“概括总要付出牺牲的。”劝我不要写这类文章。我深表赞同，可是，《编者的话》还得主要由我来写。

在1984年9月8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传达中央“重点反‘左’”的指示精神之前的5月9日，孙芸夫就写了千多字的《王婉》和《小D》。当我们选登《芸斋小说两篇》时，已经是10月，我却把这两则痛斥“文革”实为写真的檄文置于《编者的话》推荐作品的最后，仅仅几句含糊的赞语。孙芸夫就是孙犁，荷花神一变而为怒目的金刚，我不是不知道的啊！多好的机会啊！不该有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