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大明王朝 繁荣盛世沧桑巨变（第4页）

如果当时英宗能及时进驻怀来，瓦刺军也只能一筹莫展，但大军偏偏又在距离怀来城仅20里的土木堡停顿了一天一夜，最终被瓦刺军赶上并包围。明军的水源被切断了，困于死地。瓦刺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防备松弛，发动总攻。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很快就全军覆没。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等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20余万大军全军覆没，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就这样开始了一年的俘虏生活。

6．北京保卫战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郧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建议迁都南京。他的这一谬论当即遭到兵部左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王直、陈循以及商辂、王豌等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决心抗战，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了于谦。

于谦受任后，立即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局势，安定民心。

首先，调外省军队增援。土木之变中，京师精锐丧失殆尽，残兵不及十万，军心震恐，上下无斗志。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令将通州漕粮全部移入京师。当时通州仓存粮百万石，因担心落入瓦剌手中，起初打算焚毁。后来，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其次，清洗王振同党势力。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私党马顺呵斥群臣退下。给事中王竑一跃而起，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激愤地说：“你们这些奸党，论罪早就当诛，到今天还敢如此嚣张!”群臣随之一哄而上，当即把马顺击毙。并向邱王朱祁钰索要宦官毛贵、王长随，朱祁钰派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血溅廷陛，当场毙命。不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欲起身离开，于谦分开众人上前拦住，请他当场宣谕说：“顺等罪当死。”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随后，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捆送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老小一律斩首。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内部隐患一除，于谦即进一步加强战备。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封石亨为武清伯，总管京营兵马。二十八日，下令将南京军械兵器运往京师，以备作战之需。

为进一步稳定政局，有利对瓦剌的斗争，于谦等人以国家无主，太子幼弱为由，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

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招募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同时，工部征集资财，命京内外军工厂昼夜加工，赶造攻战武器，以备作战之用。

十月，也先以英宗为人质，率军入紫荆关，过易州（今河北易县），到良乡，一路势不可当。十日，大军跨过芦沟桥，直抵北京城下，军队驻扎在于城门外。英宗被安置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于谦在景帝的支持下，布署北京城防，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布列于北京九门外。于谦亲自到城门上，决心和守城的将士们同生共死。于谦和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挡瓦剌军主力。身后城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官兵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

也先派出一万骑兵进攻德胜门，明军炮箭齐发，瓦剌军阵脚大乱，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身亡。乘敌人慌乱之际，明军冲入敌阵，杀得敌兵溃不成阵。也先慌忙回撤土城，明军紧追不放，城外居民见瓦剌兵败，也爬上屋顶，向敌人投掷砖石，以助军威。也先又转攻西直门，也没能得逞，只得退下来。继而率部向南转移，到彰义门土城（外城广安门）时，又遭到石亨义子石彪的截击，也被杀退。

也先环攻不下，只好挟英宗拔营退兵，由良乡往西，出紫荆关而去。于谦又派出骑兵一路追击，在清风店、固安等地又多次击败了敌兵，沿途斩获颇多，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十一月初八，北京城城门解禁，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此后，于谦继续整顿防务，充实边关，严防也先卷土重来。

于谦率领军民力战九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战争中，于谦将火器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结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效地抗击了瓦剌军的进攻，创造出明代城市阵地防御作战的特殊战法。京城中军民齐心，同仇敌忾，也是大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7．驱除权奸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不可能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加强特务统治，冤死不少好人。

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力，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刘瑾是武宗朝“八虎”之首，因得武宗的宠信，胡作非为，一手遮天，甚至代替皇帝批阅奏章。后来刘瑾被武宗升为司礼太监，掌管了朱批大权。刘瑾诬陷曾上疏武宗诛杀“八虎”的谢迁、刘健是“奸党”，把他们统统赶出朝廷，充军边疆。那些为谢迁和刘健说情的大臣，也被革职查办。朝中大臣都在刘瑾的淫威之下惶惶度日，曲意逢迎。如果哪位官员对刘瑾稍有微词，就会遭到残酷地打击报复。

正德三年（1508）夏天的一次早朝上，武宗把御道上出现的一封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交到刘瑾手中。刘瑾恼羞成怒，为了追查匿名信的出处，他竟然命令满朝文武300多人跪在奉先门外，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荒唐事。当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可是刘瑾却不允许这些官员喝水。其中有些年老体衰的官员中暑而死。一直跪到天黑，刘瑾也没有查出蛛丝马迹，于是又命锦衣卫将这些官员抓入天牢。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大臣们释放。

此后，更没有人敢对刘瑾的荒唐举动提出半点异议。刘瑾权势薰天，所有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他一人决定。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都是他的心腹，无异于他的家奴，朝中大臣趋炎附势，称刘瑾为“千岁”。

这样荒唐的朝政自然叛乱频发，刘瑾当权5年后，宁王叛乱，打出的就是讨伐刘瑾的旗号。虽然这场叛乱仅18天就被平息了，但是却给了宦官张永一个扳倒刘瑾的机会。张永本来也是“八虎”之一，但是一直遭到刘瑾的排挤，日久生怨，他早就想把刘瑾除掉了。于是，张永在慰劳平叛大军的庆功宴上，弹劾刘瑾17条不法之事。武宗一怒之下下令逮捕刘瑾。第二天又在刘瑾家中抄出无数金银珠宝和龙袍、御带等违禁物品。武宗雷霆震怒，以谋逆罪对刘瑾处以凌迟酷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公元1510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八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熄继承皇位，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迷信道教，在宫内设坛求仙，渐渐不大过问朝政。凡是迎合他信道的，就得到重用，大学士严嵩，就是因为他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地位的。严嵩并没有什么才能，他只知道奉承拍马，讨得世宗的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当时一些没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他，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爪牙，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严嵩掌权的时候，北面鞑靼部（蒙古族的一支）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很大的威胁。严嵩不但不想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兵士们受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内地，明军都没有力量抵抗。公元1550年，俺答带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仇鸾为大将军，统率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仇鸾打败仗，指使仇鸾不要抵抗。结果，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财物，满载回去。京城附近十几万明军，竟一箭不发。过了一年，仇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为人正直，认为堂堂天朝大国不能损其国威。他多次向明世宗上奏，反对议和，只要朝廷上下能够发奋图强，富国强兵，驱逐鞑靼便指日可待。明世宗虽然也有心与鞑靼一战，但他性格软弱，经不起严嵩、仇鸾等人的夸大其词，最后杨继盛遭到排挤，降职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做典史。

杨继盛虽被贬到狄道，但他的心志丝毫没有因这点挫折所动摇。狄道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大多不识汉字。杨继盛到了那里勤政爱民，兴办学堂，变卖了家产帮助家境贫寒的青少年读书。当地百姓都爱戴杨继盛，呼他为“杨父”。

正当杨继盛把狄道治理得井井有条之时，鞑靼却屡屡破坏和议，多次进攻边境。仇鸾怕皇帝降罪，在惊恐中病发身亡。此时，明世宗意识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让他复职调回京城。此时仇鸾身死，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以便继续控制军权，哪知杨继盛对严嵩是深恶痛绝，认定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杨继盛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就揭发严嵩十大罪状，上奏章给明世宗，而且条条都证据确凿。他在奏章中还尖锐地指出，严嵩之所以犯下了十大罪，还可以轻松蒙蔽皇上，是因为还有“五奸”在暗中帮他，世宗身边已经布满了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心腹，所以圣聪蒙蔽，让小人可以为所欲为。

这道奏章无疑击中了严嵩的要害，严嵩恼羞成怒，继续在明世宗面前混淆黑白，诬陷杨继盛。最后，明世宗还是相信了严嵩，结果杨继盛被打了一百廷杖，打进大牢。

杨继盛虽然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溃烂，连狱卒看了都心中不忍，但杨继盛却泰然处之，像没事儿一样，一身正气让人叹服。杨继盛不死，严嵩始终寝食难安，最终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杀害了。

严嵩掌权二十一年却不知收敛，一心只想着扩张自己的势力。他的党羽遍布朝廷各个重要职位，无法无天，终于也惹怒了明世宗。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一种迷信活动），蓝道行以扶乩的结果暗示世宗要除掉严嵩，迷信的明世宗这才下定了决心，暗中安排御史邹应龙逐步削弱严嵩的势力，在时机恰当时一举将他铲除。邹应龙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严世蕃依仗父亲权势，无恶不作，早已怨声载道。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惩办，发配到雷州，并且以此勒令严嵩退休。

严世蕃和他的同党却不知悔改，他们在去往雷州的路途中逃出，悄悄回到老家，网罗了不少亡命之徒和江洋大盗，并和汉奸汪直一起串通倭寇，准备逃亡日本。这件事最后还是传进了明世宗耳朵里，于是，他下令把严世蕃及其同党斩首示众，严嵩革职为民。至此，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了。

8．扫除倭寇

古时的日本称为倭奴国，所谓倭寇是指由日本渔民、农民、商人、武士、浪人等组成的海盗集团的泛称。他们从13世纪初到16世纪末，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当地人民进行武装劫掠。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中国人与之相勾结。所以中国史书上将这些日本海盗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奸，统称为倭寇。从元末至明万历三百年的时间内，倭寇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极大地干扰了民生。

倭寇的活动自元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日本进入分裂时期，内战不断，许多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不得已流亡海外。而当时中国恰好也是即将朝代更迭，无暇巩固海防，倭寇屡次袭击滨海州县得手。洪武时，海防整饬，又下达了禁海令，基本控制了海防。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一战，明辽东总兵刘江成功围剿了数千名来犯倭寇后，倭寇几乎销声匿迹。正统以后，因军事力量逐渐空虚，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和内陆勾结比较严重，他们如果遇见官兵就谎称要去进贡，乘守备不注意就开始肆行杀掠。但总体说来，在嘉靖以前，倭寇作乱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持续时间也很短，没有引起明朝的足够重视。

自嘉靖以后，倭寇活动猖獗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与日本本土的局势变化密不可分。首先，日本内战加剧造成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成为寇盗；其次，日本商业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萌芽开始产生。国内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物产和金银的需求增加；第三，这一时期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流落到了日本。其中有资本者开始进行走私贸易，无资本者就联和日本海盗一起进行抢劫。

这时，这些流落在外的中国人也成为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侨居日本的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都是此类汉奸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熟悉中国地理，在日本封建地主的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开始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但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熄却无心过问这些事情，专心研究道教。朝廷之上，严嵩一手遮天，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蒙古又不断骚扰边境，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公元1553年，汉奸汪直、徐海内外勾结，倭寇聚集了几百艘海船，开始想在浙江、江苏沿海一带进攻，他们细分成许多小队，分头进攻，很快就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腐败，兵士没有战斗力，一看见倭寇马上扭头就跑。

倭寇之患让躲在深宫里求仙问道的明世宗也无法回避，他只好叫来自己倚重的大臣严嵩商量对策。严嵩的党羽赵文华抓住皇帝喜好求神信佛的心态，提出要解决倭寇侵犯问题，惟有虔诚地向东海祷告，有了神明保佑，不愁倭寇不除。明世宗果然相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于是就派他到浙江去祷告。后来，倭寇横行越来越肆无忌惮，只好选派了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前去平定。俞大猷到了浙江，连续大胜，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但很快，提拔俞大猷的浙江总督张经就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受到株连而丢了官职。沿海的防务再度陷入混乱，倭寇的猖獗活动又无法遏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来才得到改善。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萆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二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