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大明王朝 繁荣盛世沧桑巨变（第3页）

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无情的大规模屠杀，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统冶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其中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第9子、26子早死；第20子未到封国；第21、22、23、24、25子5人因年幼至永乐六年始到封地），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

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非常高。朝廷大员、地方官员遇见，均需伏地拜谒，不敢失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人数少者3000人，多者达万人。尤其是驻守北部边疆的各位王爷，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平日训将练兵，战时可以直接指挥驻地部队。燕王朱棣、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除军国大事需上报朝廷外，小事可以自己临机处置。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洪武二十五年，皇储朱标病故，年仅38岁，史称“懿文太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并没有在其他儿子中选拔储君，而是立朱标之子朱允蚊为皇太孙。

朱允炆和朱标一样，性情十分柔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和众皇子皇孙一道游园，明太祖见微风吹动辇驾骏马的尾巴，心中一动，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儿孙们应对，朱允蚊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一听不禁暗自皱紧了眉毛，脸色一沉，旁边的朱棣说道：“儿臣也有一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明太祖一听，觉得朱棣的下联不仅工整，而且符合帝王之家的气魄，不由得大为赞赏。

朱允炆虽然年幼软弱，但并非昏庸无能，其实他对局面的认识相当清醒。一天，朱元璋得意地握住朱允炆的手，笑着说：“我已把可能威胁你帝位的大臣们都杀了，而且你的叔叔们也在四方给你戍边（明初采用的是分封制，朱元璋的儿子在各地封王），一旦有什么叛乱，他们就会勤王的，大明江山永固，你的皇位高枕无忧了。”朱允炆反问道：“如果叔叔们造反，那该怎么办呢?”朱元璋顿时语塞，只好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呢?”朱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意思就是说要用君主的厚待和仁德来安抚，用礼法来对他们加以约束。朱元璋这才比较放心。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又叫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串联，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害怕起来，把黄子澄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澄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黄子澄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兵力最强，野心又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澄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向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校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找个理由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校抓起来押到南京，削去王位，充军到云南。接着，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行为，把他们一个个削去王位。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胡言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真的病了。但是齐泰、黄子澄却怀疑燕王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密。燕王得到消息，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皇帝，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个起兵的理由，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澄、齐泰。“靖难之变”由此开始。

燕王本来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他起兵南下，很快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建文帝害怕起来，撤了齐泰、黄子澄的职，想要燕王退兵。燕王哪肯罢休。打了三年，到了公元1402年，燕军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打的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

没多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应天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又遭到燕王的拒绝。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京城终于被燕军攻破。燕王带兵进城，只见皇宫大火熊熊，正在燃烧。燕王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命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到了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七下西洋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终于成为了明朝第三位皇帝。最初几年，全国局势严峻，人心不稳。朱棣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以镇压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在严厉打击怀有反抗之心的前朝大臣的同时，也对跟随他“靖难”夺位中立下功劳的文臣武将，给予充分的优待，追封战死的将士。对能真心归附的前朝大臣，也都给予量才施用。当然朱棣很清楚自己是藩王起兵夺取皇权，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的威胁。最初，他为稳定局势，还是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号，但很快又找了些借口，逼他们把兵权上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外寇入侵。朱棣深思熟虑后，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发家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而且附近城市就屯有重兵。天子居中坐镇，内忧外患都不足为虑。

永乐四年（1406），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改造北平城。至永乐十九年（1421）春，正式迁都。首都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成祖在位期间政通人和，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强盛，“北虏”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关外；“南倭”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十分牢固。明成祖要向异域展示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海外各国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伴随郑和出使的随员有2。7万余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等等。海船的性能、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舶名为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其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

郑和率领船队，携带国书和大量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从苏州刘家港启航，在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船队拔锚扬帆，第一站到达占城（今越南），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明朝时以婆罗洲（今文莱）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都会和当地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冠服和珍贵的礼物，并赐给国王诰命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招徕各国向明王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船队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

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也会有纠纷，有战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近30年间，郑和碰到过三次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剌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刺平灭叛乱，一次是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企图抢劫郑和的船队。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明朝的外交关系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纷纷派遣使臣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的国家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东非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能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令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的文化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等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麒麟”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在科技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勘测实践绘制而成的《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活动（1872～1876）早了400多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基。他们和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打破海禁，有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重新执行“海禁”政策，“罢宝船弊政”。

宣德六年（1431），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有说法认为，宣德八年（1433），就在这次航海的归途中，一代航海家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了人世。也有记载郑和于宣德十年（1435）病卒于南京。

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闭门自守的岁月。

4．仁宣之治

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大明帝国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间断的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尚武，一生御驾亲征无数。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改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是徐达之女徐皇后。洪武时期，朱高炽就立为燕王世子，皇祖朱元璋很欣赏他的儒雅与仁爱。朱高炽身材肥胖，走路十分吃力，只能靠两个内侍搀扶着行动，行动慢慢吞吞，跌跌撞撞。对于生性好武的明成祖来说，相比这个以宽厚仁孝出名的长子，还是觉得次子朱高煦和自己相像。但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却文武双全，最得明成祖朱棣喜爱。加上长子继业的传统，所以最终还是朱高炽成为太子，永乐九年（1411）再立14岁的朱瞻基为皇太孙，表明了明成祖要把皇位传于朱高炽的决心。

洪熙元年，仁宗皇帝病发猝死，终年47岁，尽管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对大明江山的贡献毋庸置疑。明成祖初期热衷于军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朱高炽掌管朝中政务，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很好推行，已经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皇叔朱高煦打算在朱瞻基奔丧的时候半路截杀，然后自立为帝。但朱瞻基在父亲病重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赢得了先机。当时朱高煦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还没有将埋伏设好。

宣宗即位之后，着手扶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抵御外藩的挑战。皇叔朱高煦当初在靖难之役战功赫赫，始终没放弃武力夺权的野心。现在仁宗病逝，新皇即位，政局未稳，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像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谋反。

早有防范的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声势压倒了叛军，而且朱高煦势力已被暗中瓦解，事先相约共同起兵的几路人马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平息了叛军，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宣宗展现了仁厚的一面，没杀皇叔朱高煦，仅仅将他软禁了起来。

明宣宗政治开明，任人唯贤，一时间人才济济。朝中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可以信赖的官员。再加上爷爷和父亲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当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时期的政治较为安定。虽然有汉王朱高煦的叛乱（1426年），但很快平定，也没有因此而广加株连。这个时期没有压倒一切的内部和外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重大政策方面的争论。政制和政策得到了及时调整，政府能够卓有成效地工作。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仁、宣时期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经济的恢复期，既缓解了永乐时的困境，又为明代中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5．土木之变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的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后先谎报人数，下令减其马价，想从中捞取好处，结果导致双方失和。其实瓦剌名为进贡，主要还是侦察，探听明廷的虚实。太师也先还曾提过与明廷皇室通婚，出于敷衍的目的，王振也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根本不同意，回复瓦剌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瓦剌觉得受到了愚弄，双方仇怨加深。

王振见瓦刺不肯就范，就取消了赏赐，瓦刺便以此为名发动对明朝的战争。明英宗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想御驾亲征。王振本人也曾经是进士出身，也想名留青史，于是就力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对军事和王振一样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希望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时明朝的主力部队都在外作战，根本无法调回，朝中大臣们都力劝英宗不要亲征，但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而且王振又大权独揽，根本不理会朝臣的意见。于是从北平附近东拼西凑了50万大军，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当时天降大雨，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军心涣散，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士兵饥寒交迫，一路饿死了很多士兵，将士们士气非常低落。前方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不知所措。只见被瓦刺杀害的明军尸横遍野，英宗和王振开始害怕起来，下令撤军。王振是蔚州人，离大军驻扎的大同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给他衣锦还乡的机会，让大军绕道蔚州撤退。尽管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有英宗做后台的王振根本就肆无忌惮，于是大军退向蔚州方向。这时王振突然变卦，原因是担心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那么自己反而背上骂名，于是又开始按原路撤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举动上。大军快撤到怀来时，由于补给跟不上，王振命令原地驻扎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