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二章 梦逐黑土地（第2页）

新兵训练尚未结束，师直工科新闻干事李开文调来警卫连当指导员，他听副连长介绍了我在家时写过通讯报道的情况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并鼓励我拿起笔来，多写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部队很需要也很喜欢这样的人才。听他这么讲，我心里“咚咚”直跳，不无得意地想，发表过几篇小稿子，在部队也被认为是人才了。

几天后，师政治部召开年度新闻工作会，我作为唯一的新兵参加了会议。军政治部宣传处胡副处长是个很斯文的老头，到会讲了话，让我激动不已，时间太久，很多话记不起了，但有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在今天的会上，我看到了一个领章帽徽都还没戴的新兵，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我看到了你们师新闻工作的未来。”天哪!这分明是在讲我啊!他们寄予我多大的期望呀!两天的会议，大家了解到我曾发表过新闻作品，年龄又不大，都给了很多鼓励。那几位各团来的新闻骨干，有的连一篇稿子都没刊登过，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了。我开始感觉自己是个“人物”，心中不禁飘飘然起来。不久，我接到师宣传科通知，到军政治部办的新闻集训班学习，时间三个月。在集训班不到一个月，领导又找我谈话，让我和某团一个名叫厉启中的干部明天到黑龙江日报社找军代表报到，时间一年。当时省报一半的同志抽到农村工作团搞基本路线教育，需要一年时间，报社人手不够，便向部队紧急求援，调人到报社帮助工作。军首长一考虑，派两个新手去吧，名义上支援了他们，实际上为部队培养了报道人才，一举两得，多好!哈尔滨其他驻军单位派去的人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没一个人是专职新闻干事。我们几个解放军统一住在报社招待所，吃饭和军代表一起，比起连队伙食，这儿简直好了多少倍。我分到了黑龙江日报理论部“学习”版，负责一些理论文章、理论动态、学习体会稿件的编辑。我所在的“学习”组还有三个人:一是组长单荣范，他是哈师大毕业的，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我一直把他看作我的恩师;二是编辑孙岩，北大新闻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前是一个普通工人;三是组版编辑尹立民，他是空降军的复员战士，先在报社打杂，后到理论部负责划版，来回送校样。我们四人在一间办公室，每星期负责编两个版的稿子，其余时间多是看书。我通读了《毛选》四卷，选读了不少鲁迅的作品，更多的，则是认真研读“两报一刊”的社论，这是理论部的一门必修课。开始，我编的稿子多被组长“枪毙”，慢慢摸到窍门后，编好的稿子再经组长润色逐步能发表了，我好高兴。通知作者后，人家在电话里或是写信一口一个“杨编辑”，我陶醉得快晕过去了。其间，我也写了一些理论稿子，分别发表在《四川日报》《哈尔滨日报》、沈阳军区《前进报》上，父亲看到我发表在川报的理论文章后兴奋不已，在他的同事中很是享受了一番恭维。为了奖励我，他给我寄了20元钱，我立刻买了一台小收音机，天天晚上都要听到人困马乏。星期天回到连队，同乡战友总会说，你娃娃真能整，写上报纸啦!你这是从糠箩篼跳到了米箩篼呢!

是啊，“写报纸”，吃笔墨饭，这是我儿时的梦想啊!我从心底感激人民军队，感激各位领导，是他们给了我一切，是白山黑水赋予我灵气，我会永生永世铭刻在心的。在省报一年中，我多次下乡下厂采访，广泛接触人民群众，的确受益匪浅。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到绥化地区的海伦县采访，正值全县召开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都来了。县委书记名叫龚文富，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半年前，他还是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因为创造了平原学大寨的经验，因为吃苦精神极强，他“坐直升机”到县里当了不拿工资拿工分的一把手。龚书记为人质朴，风风火火，说干就干，永远一副乐呵呵的模样。我去采访他，结果被他拉到会场，让我正儿八经坐到了主席台上，还要求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省报的杨编辑光临指导”。我一个19岁的解放军战士哪里见过这个阵仗，搞得满脸通红，热汗直淌，而当时正值冬天啊!还好，随后的两天里，他时常利用会议间隙接受我的采访，我和绥化地区新闻科的一个同志很快就写好稿子，又很快在省报上发表了。嗣后，海伦县委宣传部一个同志到省报送稿，特意带了一包松子给我，说是龚书记嘱咐的，要向我表示感谢。我想，龚书记啊，你一个农民的儿子走上县委书记岗位，你文化不高，但那么能干，在上千人的大会上侃侃而谈，应该是我的榜样呐!

转眼间，1976年元旦节到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著名的诗词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我和报社几个同志一起连夜到大庆采访石油工人的“新年起步”活动。一个星期里，无处不受到心灵的震撼。从12月31号早上开始，大庆所有石油工人连班干到元旦节晚上，他们叫作“新年起步”，到处灯火通明，到处热血沸腾，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的口号响彻云天，这种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场面，令我们激动万分。

我们和工人们一起作业，一起学习元旦社论，真正的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在当时的大庆，坐公共汽车不要钱，进公园不要钱，在职工食堂吃饭不要钱，小孩入托入学不要钱……几天下来，看得我目瞪口呆。我在心里说，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可有了亲身体会了。而要在全国都达到这种程度，还需要我们“继续革命，永不停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担子不轻哪!

不久，我父亲随四川省粮食征调组到了哈尔滨，那天正好是1976年的国际劳动节。父亲对我寄予极大的期望，又将自己戴的一块“东风牌”手表送给我。那时刻，我真想跟父亲一道回去，看看我日思夜想的故乡，看看我已迁到重庆的亲娘!

后来，我被师政治部调到宣传科报道组，主持全师新闻骨干培训班，并任命我为班长。师首长要求，培训班要精，一个团来一人，要出成果，每人每月平均上稿必须在10篇以上。我赶紧到各团选人，虽然挑来的都是战士，但都在省以上报刊上发表过新闻作品或其他体裁的作品，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特别是来自某团的傅明常，我们是同年兵，又是丰都老乡。他发表过诗歌、书评，被任命为培训班副班长，成了我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半年时间的新闻培训，五个同志非常用功，一有新闻线索就扎到基层采访，我们绝大部分稿子都被采用了，有的还上了《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是沈阳军区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个战士报道组，好多领导见了都要夸上几句，常常整得我脸红筋胀，不好意思。

就在我拼命“写报纸”的时候，好事情也一个个接踵而至。

先是通知我作为大连陆军学院首批学员已经上报军区审批，毕业后不仅有文凭，而且当军官;紧接着又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说是入学之前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入学通知还没到，师直领导又关心我让我休假回渝，看看阔别三年多的故乡。这些事都发生在1977年底1978年初，真个地把我闹懵了。突然降临的幸福，使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我知道，我的命运从此将会改变模样，我将是双凤山下、银晓河边走出来的一代新辈!1978年春节前，我怀着激动异常的心情，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劳顿，回到了父母身边，我见到妈妈的第一眼，陡然觉得她苍老了，再不是三年多来我梦中的样子。我知道，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该是多么牵挂她远在北方的唯一的儿子呀!

妈妈见到我，没哭，只是笑，她说，黑龙江硬是养人呢，我儿都长胡子啦!我哭了。妈妈老了，我该成熟了，我都有20岁了。我在心底一遍遍地说，爸爸妈妈，白山黑水……我爱你们!

你好，大连!

踏着厚厚的积雪，怀揣着青春的火焰，我走进军校，走进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驿站。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大连市郊龙王庙的渤海边上，显得美丽而宁静。学校的前身是沈阳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有漂亮的教学大楼和大礼堂、图书馆，还有校办厂、苹果园。我们全体学员住的大楼号称“亚洲第一长廊”，有一公里半长，底层是日本人修的，第二层是苏联红军修的，第三层才是我们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修的。整幢大楼曲里拐弯，人行里边像穿迷宫。听学校领导讲，在当时全军各大军区办的学校中，我们这是条件最好的一所。

能再进学堂，能在这么好的学校深造，我知足了。

第一课是捡粪。入校当天下午，仍然是学员报到时间。学员队领导不让我们闲着，分给我们先报到的学员一人一只粪筐，要求我们为学员队菜地做贡献，到野外去捡粪，晚饭前返回。我们心里老大不高兴，但命令违抗不得。挂上粪筐，我们三三两两结伴出行了。到处冰天雪地，周围人烟又少，到哪去捡满满一筐粪呢?

我们茫然地漫步在旷野中，双眼却在紧张地搜索。谁要发现一块冻干的马粪、猪粪，大家会呼啦一声扑上去拼抢，然后放开喉咙哈哈哈地一通大笑。我们已经游荡了很久，粪筐里仍然空空如也，于是提议到老乡家里，跟人家商量讨点粪。老乡说，你们当兵的连粪都跟我们争，我们可是种地的农民啊!地里没粪能行吗?从老乡家出来，我们很沮丧。我们知道，任务完不成，非挨批不可。于是，我们悄悄来到海边的苹果园旁，伺机到园子的粪堆上装了满满一筐粪，如获至宝地送回到学校菜地，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多少年后，我时常为这次偷粪行为感到无比内疚。

上军校的第一课是捡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而恰恰这半天捡粪，给了我不少人生启迪，我慢慢理解了学校领导的良苦用心。劳动者最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培养高尚人格，自己劳动获得的果实最香甜。

我在心里说，这一课没白上。

读书是美好的。20岁了还能走进学校，是我过去不敢多想的美事。重捧课本，感觉真好。我不能全然预知明天，但我可以充分把握今天。学校条件如此之好，我不能有负春光。当时，军队同地方一样，经过漫长的“文革”影响，急需各类人才。我们作为第一期学员，不可能按部就班学习几年，只能以速成方式，在紧张的一年半时间内，学完三年甚至四年的课程。一看教学计划，我们将面临大大小小29门功课，有近一半是要闭卷考试的。

这可是我人生的一个浩大“工程”，我能顺利过关吗?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我才发现，原来读书并不很累，只要吃透讲义，应付考试是没问题的。于是，我们常常带上书本笔记，提上马扎、雨衣，跑到海边的山坡上，躺在苹果树下温习功课，不论渴了还是饿了，顺手摘一个苹果，一边吃，一边想心事。那个滋味美啊!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妙不可言。

入学不久，我赶紧办了图书馆的借书证，一有时间就和同班一个名叫李明义的同学往图书馆跑，一看就是半天，还跟管理图书的李干事成了好朋友，一些还没“解冻”的书他也借给我看。

后来被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左副校长的爱人发现了，我们和李干事差点挨处分。那两年，我读了很多课外书，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能够无忧无虑地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那感觉现在想想都快活无比。

作家梦。入学之前，我在原部队写了不少新闻稿件，学校宣传处和报道组的同志也从报纸上知道我的名字。他们找上门来，要我别放弃写作，并允诺成绩突出可以留校。正好学员队成立了报道组，指名让我当组长。我愉快地领受任务后，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稿子，学校广播站几乎篇篇播出，少数稿件还分别被军区《前进报》和《旅大日报》采用。

于是，我乘胜向前，又试着学习创作，竟然先后发表了几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散文作品还获得了沈阳军区业余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这下可好，各级都高兴，他们要的是上稿篇数，至于写的什么体裁并不看重。我也很高兴，我在暗中把文学创作当作一件大事来干了。今后要当作家，连我自己都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但想起上中学时霍永堂老师手挥《草地》杂志的神情，我这想法反而坚定了。

寒假历险记。鉴于学习任务很重，学校决定我们只在年底休一个月寒假。我第二次休假回渝，也回老家看望了九十高龄的祖母。一会儿重庆，一会儿丰都，时间过得飞快。离校前，学校开大会宣布了一项死规定，必须在2月28日24时前归队，违者，一律处分，甚至作退学处理。我精确计算了时间，父亲又托人提前订好火车通票。我们从北碚家里赶到重庆，在粮食局赵叔叔家吃晚饭，结果父亲把火车票上的时间看错了，待我们赶到菜园坝车站时，离发车只有5分钟了。我疯了一般冲进月台，列车已经缓缓启动，所有人都在吼叫:“快!快!”当我箭一般蹿上最后一节车厢门，整个身子都瘫痪了。列车员说:“好悬!你差点走不成了。”我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感觉嘴里咸咸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第二天早晨，我在昏昏然然中醒来，发现列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下了。一打听，才知车刚过内江，前方一列货车的两节车厢脱轨，正在抢修，至少要耽误六个小时。这下我傻眼了，埋怨自己没有提前一天走，只有坐待处分了。又想，这是特殊情况，是我个人不可抗拒的。于是，我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请他给我开一个证明。这老兄很好，既写了火车晚点原因，又盖了一枚不大的公章，我像宝贝一样揣进贴身衣兜里。我打定主意，到北京后不出站台去中转签字，只要是往东北的车，我都上，能抢出一个小时也好，说明我的行动是积极主动的，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在火车上，我将自己使用的一支刻有“《解放军报》社赠”字样的钢笔送给同座一位在内蒙古工作的重庆老乡，请他出站后给我们学校发一封电报。我将拟好的电报稿和五元钱交到他手上时，这位老乡郑重地说:“你放心吧，我出站后第一件事就是帮你发电报。”

在北京站站台，我只等待了10分钟，就登上了郑州经北京到沈阳的列车。到沈阳时已经很晚了，问工作人员，人家说晚上没有发大连的车了，只有等明天才行。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刚才那位工作人员匆匆跑来告诉我，说有一列从牡丹江发往大连的临时客车，半小时后到达沈阳。我兴奋得跳了起来，抓紧吃了一点干粮，慌忙登上了这列如救星一样的火车。

待我满头大汗赶回学校向中队长报到时，离规定归队时间超了10分钟。我反复解释，诚恳认错，给他看了列车长的证明，他似信非信。说:“全队除你一人都已返回，我们把情况上报大队了，你明天去找大队领导吧。”大队长说，“如果收到了电报，就证明你还是守纪律的，否则，按学校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