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
就在当天,中国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
按照英法之前对中国承诺的「以世界头等大国相待」,中国应该跟英、法、美、意、日五强一样,有五个参会席位。
但等到入场时,中国才发现,自己被大会列入了「三等国家」,跟希腊、沙特、波兰、泰国等国家并列,只能派两名代表入场。
这突如其来的冷遇,像一盆兜头凉水般,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次巴黎和会,绝不会像在国内时想的那样容易。
突发状况很快接踵而至。
1月27日中午,巴黎和会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通知中国代表团,需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就「山东问题」进行答辩发言。
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中国代表团一头雾水。
因为按照大会公布的议程,中国代表团未来五天内都根本没有会议需要参加,他们也根本没有向大会提交过什么「山东问题」议案。
五人中消息最灵通的顾维钧立即出门打听消息,不一会就脸色苍白地跑了回来:
根据美国代表团那边的消息,27日上午,日本代表在「十人会」中提出由自己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该提议已经被大会列为了正式议题,所以才会紧急通知中国代表下午参会。
在确认消息属实后,陆征祥浑身瘫软,差点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清醒过来后,死活也不愿意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无奈之下,中国只能派出二号代表王正廷与顾维钧两人参会。
在下午的会场上,面对正襟危坐、如临大敌的中国代表,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却是一副「爷只是来办个过户手续」的悠闲表情。
在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要求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之后,牧野伸显不等中国代表回话,又自顾自地出示了两份文件。
其中一份文件显示,早在1915年,段祺瑞政府便在一份《关于山东之条约》的文件上签过字,对日本在山东的潜在权益进行了认可。
而另一份1917年签订的文件则更离谱。
驻日公使章宗祥居然直接在日本要求租借胶济铁路的提议上,写下了「欣然同意」四个大字,并且龙飞凤舞地在下面签了名,写了日期,从字迹就能看出,签字时是相当的「欣然」。
这两份秘密条约,王正廷跟顾维钧此前闻所未闻,但眼见着白底黑字却又不能不信。
王正廷低声嘟囔了几次,却始终无法组织好语言当庭抗辩。
还是顾维钧眼看情势不对,急忙从外交法理角度抗议:
「国际惯例,涉及领土争端的外交会议,两国均需取得各自政府授权后才能开始讨论。我国之前从未向政府申请过山东问题授权,今天需要先回去向政府提交申请,明日才能答复。」
这次突然袭击,显然已经让日本在会议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飞龙骑脸怎么输」的自信,让牧野伸显很大度地同意了中国代表的要求,中国由此获得了宝贵的一夜喘息之机。
回到驻地后,王正廷跟顾维钧径直闯进陆征祥房间,连番质问他为何死活不愿出席下午的会议,是否早就知道日方会有此动作。
激动之下,王正廷甚至将手指直接戳到了陆征祥脸上,厉声斥责他是「汉奸卖国贼」。
被同伴严词苛责的耻辱,再加上中国的国土眼见又要被分割的严峻形势,逼得陆征祥这才吞吞吐吐向两人透露了内情:
当年袁世凯迫于全国压力,虽然并未跟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最终还是在1915年,根据「二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跟日本签署了2个条约跟13件换文,统称为《民四条约》,里面确实有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条款。
到了1917年,段祺瑞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跟日本秘密签订了一系列的军事援助协议,用以编练「参战军」将来对付广州军政府,武力统一南北。
而为了获得这些军事援助,段祺瑞政府确实也出卖了山东的部分权益。
所以从法理上来说,日本确实掌握着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力的法律依据。
当着众人的面讲完这些内幕,羞愧难当的陆征祥立即起身去了教堂,为自己「赎罪」。
在他看来,只要日本提出「山东问题」议案,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就是一个「死局」,包括他陆征祥在内的代表团五人,已经势必要被钉在历史新的耻辱柱上。
屋内剩下的众人,顾维钧、施肇基和魏辰祖常年驻在国外,本身对国内政治不甚了然,至此只能相对默然。
只剩下王正廷依然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在房间里神经质一般一圈圈地转圈子,口中一会怒斥北洋政府卖国,一会哀叹弱国无外交,最后就只是一遍一遍的念叨着:
「一定要将这些丑事都曝光出去,警醒世人!一定要将这些丑事都曝光出去,警醒世人……」
本来屋内气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