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曾经口头许诺过,会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参会席位。
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最后拍了拍脑袋,本着熟人好办事的原则,把跟威尔逊私交甚笃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凑数般也列入了代表团名单。
事后证明,这个充满着「中国办事风格」的拍脑袋决定,最终成为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败的关键。
时年30岁的顾维钧,其实是当时对西方外交思想与理念理解最为深刻的中国人之一。
这位16岁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23岁就一路拿下了哥大法学院博士学位的超级学霸,在读书期间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未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吵架」。
两人经常会围绕中美民主制度问题彻夜争辩,辩论完之后,威尔逊往往会邀请顾维钧去家里吃饭,顾维钧也从来不客气,吃完饭擦擦嘴接着跟威尔逊吵……
甚至直到威尔逊当总统后举办婚礼时,受邀参加的顾维钧都不忘在婚礼前,跟威尔逊好好讨论了一次外交护照使用规程。
外人只知道顾维钧跟威尔逊是一对「忘年交」,却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与政治高手不断的思辨当中,顾维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全迥异于国内传统外交官员的理念和风格。
早在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激战正酣时,顾维钧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已经预感到,战后中国可能有机会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
因此他早早便在驻美大使馆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小组,开始搜集欧美各国的外交动态。
而1918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首次提出了「国联」这个概念后,顾维钧又提前起草了两个,在其他外交官看来不屑一顾的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
备忘录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了中国应全力支持并争取加入「国联」的结论。
1918年12月,做足了准备的顾维钧兴冲冲抵达巴黎,与中国代表团汇合,却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老前辈们,此时正在——厮打。
以前从来都是自己战败后,在会议室外揣揣不安地等着别人商量如何让自己割地赔款,如今突然有了坐上谈判桌的机会,几位老前辈明显是有点发蒙。
北京政府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徐世昌,一脉相承都执行的是「联日」的外交政策,于是代表北京政府的陆征祥,也就懵懵懂懂先去跟日本人讨论了一次外交政策。
但这在代表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看来,完全就是提前泄露军机的「卖国行为」,立即跟陆征祥吵了个沸反盈天。
而外交天团的另外两员大将,施肇基跟魏辰祖两人,其实说到底只不过是研究系梁启超和唐绍仪的政治代表,一心只想提高自己政治派别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调门一度唱得比王正廷还高。
连「奥匈两国国民每人赔偿中国白银一两」这样荒诞不经的议题,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自然也遭到了陆征祥和王正廷的反击。
眼看着距离巴黎和会开幕已经不到10天,这些代表团里却还在每天离题千里,吵得不亦乐乎,顾维钧此时也顾不上自己人微言轻,急忙先「调停」了一次代表团里的「内战」。
得益于提前一年所搜集到的海量资料,顾维钧首先缜密地跟其余四位代表分析了战后的世界局势,认为由英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已经逐渐清晰,日本战后在东亚的崛起也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中国跟日本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索求必将出现重叠,日本将会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主要的对手,「联日」无异与虎谋皮。
中国要想抵制日本的侵夺,单靠自身力量肯定不行,必须得依靠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说了算」的英美两国力量。
根据顾维钧掌握的资料,英国当时已经跟日本形成了准同盟国关系,因此「联美制日」,才是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外交策略。
而在具体的外交目标上,顾维钧也用事实,让大家从热血上头的亢奋状态中冷静了下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实并没有直接派兵取得过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本身参战时间也较晚。
所以,低调地制定一些能实现的小目标,绝对比盲目想搞个大新闻,最后一无所获要强。
最终,在顾维钧的多方协调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在巴黎和会开幕前36小时达成了一致,将「联美制日」确定为本次和会的外交总方针。
并且将外交目标分为了两个等级: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为:收回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并取消两国在中国的其他特权;
争取实现的目标为:撤销《庚子条约》中各国在中国驻兵权、警察权、领事裁判权;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重新修订海关税则。
分属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中国代表团,终于在这一刻,暂时团结在了一起,准备迎接新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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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