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过我是看到这次Ipcc在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他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
丁:它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绝对量的,他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中期2020年有25%到40%的减排,到2050年要有80%到95%的减排,他是有这个数据。但是它有一个总量,就是全世界还有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丁: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了,那么我Ipcc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那么等于是先他定量地切走一块儿蛋糕,这就明白了吧,这个切走的蛋糕不是很大Ipcc不是很黑,他的结果是2。3倍,2。3倍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今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我们说二氧化碳是累计起来的排放,前面还有差别,前面差别是多少,前面差别是7。54倍。
……
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那我以后这样定指标行不行,我以后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我历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后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中国说得更少,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行不行。
班行远再次插话了:我来说吧,我参与了会议讨论阶段的辩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就Ipcc的方案开展辩论。我们也基于研究制作了一个减排方案。因为主要工作是我做的,所以在会议的前半程主要是我和各个国家开展辩论。通过辩论,其他的方案都已经被证明无助于真正的减排,只有我们的方案是科学合理的。其他国家的与会科学家在私下接触的时候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是最优解。
班: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采用呢?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根本就不是减排什么的,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指标或者配额更准确的说是碳税,不过是他们收割财富的手段。
记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主动减排都是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积极做法。我看了你们的方案,发展中国家的配额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
班:首先我希望你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地球不需要我们人类拯救。在地质史上比现在温度高的多或者低的多的时候有的是,这都没有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化。哪怕有一天人类灭亡了,地球还是那个地球。我们谈拯救,无非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忧,试图拯救自己。这种想法也未必是对的,三千年前河南还有大象生存,那时候温度比现在高多了,并没有对当时人类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在那个年代下都能很好的发展,没道理科学进步了反而不能生存了?
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担忧,毕竟人类已经习惯了现在的这种气候环境,试图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气候变暖主要是自然驱动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是真的有意义吗?说不好,或许温度升高后更有利于人类生存。
班:至于两倍配额,减排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只有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发展起来了才能更快更好的达到控制目标。我们的方案是最优解,虽然短期内会增加排放量,但是从长远看,能最快达到目标。但是,西方国家根本就不予考虑。没钱赚啊。
记者:那他可能就会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
班行远和丁院士同时开口: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
班行远示意丁院士先说: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
记者:两位都是很专业的科学家,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二位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是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别人也许会对你的身份提出各种疑问,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您觉得?
丁:你就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记者: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案?
丁: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这是国家利益吗,这是个人利益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班行远已经非常不耐烦了: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谈判就是一项彻头彻尾的政治谈判。如果真的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那么就应该执行我们的方案,没什么好谈的。可是西方国家志不在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