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司不仅负责转运之事,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兼领地方官吏、执掌一路/数路财赋、维持治安、清点刑狱等功能。转运使大多是朝廷委派,一开始的只能除了负责转运,也有分权节度使甚至架空节度使的目的,毕竟,唐朝一个安史之乱让大宋很清楚节度使权限过大带来的危害。可是,随着转运司职能大增,基本上成为了一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势也朝着当年的节度使靠近,这显然不是朝廷愿意见到的。所以为了划分转运司职能,便是出现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划分权力,而漕司便相当于将原本转运司的漕运权利剥离出来之后的产物。虽然名义上漕司的权利依旧很大,但是因为各项事务都有主管部司,这就使得漕司的权利限制在漕运上。至于总领所,则是赵构为了限制几名大将权利,或者说,为了解除几大将兵权提前设置的一个职位。靖康后,赵构南渡,这时候到处混乱,金兵不时犯边,仅仅依靠朝廷的力量对抗金人,根本就不现实,所以,必须给与地方将领足够的自主权,如此才能遏制金兵南下。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宋金之战的战争延续,主要战场主要集中在四处。一个是两淮一带,一个是荆湖一带,一个是西北川陕之地。吴家兄弟坐镇川陕,岳飞坐镇荆襄,他们的手中不仅掌握着大量兵马,而且掌握着地方屯田事务,还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地方财赋,再加上有开府之权,几乎比之当年的节度使权利。这样做好处很明显,将领和士兵积极性很高,而且能够让将领聚集最大的力量与来犯的金人开战,效果也很好,围绕着几大将形成了几个可战的大兵团,虽说与金人的战争依旧有胜有败,但是却是彻底将金兵挡在了秦岭、襄阳、淮河一线之北。如果这时候朝廷没有赋予地方兵马如此之大的权限,以当时朝廷的情况,想要抗衡金人基本上是痴心妄想。可随着朝廷逐渐稳定,赵构也再度掌握了南边儿的半壁江山,再加上金国南下的乏力、两国界限和战争态势趋于平和,这就使得赵构的心态变了。当初给这些人如此之大的权利是为了抗金,可现在抗金的初级目标已经完成,而且朝廷构架也已经完善,这几大兵团势力雄厚,就成了朝廷的隐患!掌握一地民政、财赋、兵权,这跟当年的节度使有什么不一样?安禄山、史思明等人造反,几乎是断绝了大唐的国运,若是这些人也产生了异心,不也同样会对朝廷产生致命的影响?对于皇家来说,你想不想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造反朝廷的实力。怀璧其罪,便是这个道理。所以,相对于抗金而言,削减甚至解除这几个主要兵团统帅的兵权,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对于当时的赵构来说,能够北伐成功很重要,但是哪怕不成功,他也依旧坐拥半壁江山,依旧能当皇帝。可是,一旦这几大兵团不进行限制,很可能他这个皇帝都没办法干下去了,他仅剩的这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这便是解除几大将兵权的缘由。可是,岳飞等人在军中威望极高,而且其部署有许多是自己招揽的嫡系,如果朝廷直接解除兵权,很可能适得其反,直接逼得他们造反。如此一来,这件事情就不能进行的太快,需要徐徐图之。而这第一步,便是要将财赋之权从他们的手中剥离。毕竟,哪怕有再多的兵马,没有饭吃也没有意义,所以,只要剥离财权,他们的权势就降低许多。思忖许久之后,赵构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便是总领所。朝廷一共设了四个总领所,川陕、荆襄、淮东、淮西江东。总领所不干别的,就主管这些地方的所有财税之事,以前各大将可以直接从地方征调部分财税,而现在,所有财税归总领所,如果用兵需要调派,各大将需要向朝廷申请,朝廷从三司下发命令让总领所调拨相应部分到军中,剩下的则是由漕司运送到临安。多了一道手续,可是朝廷却是借此掌控财赋,对于各大将的辖制也多了许多。总领所的主官由户部郎官担任,三年一更换,基本上是官小职高,这就减少了其做大的诸多可能性。所以说,这些地方征税由总领所来,运送由漕司来,各大将变成了单纯的将领,不管是用兵还是用钱,都受到地方和朝廷辖制。不管多麻烦,但是在皇家看来,能够保证权力的分散和彼此辖制,不让某一方做大,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赵构会有此一问,因为,鄂州属于荆襄总管所管辖,理论上来说,一切有关于钱的事儿都必须由总领所的官吏来执行,可现在看来,显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可能是懒政、也有可能是地方大族以及漕司、总领所权力互相交织。不管怎么说,这对于朝廷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之所以这样设置,朝廷就不是为了让地方省事的。在樊口看了看,赵构说到,“当年天下三分,这便是起始,昭烈帝定鼎蜀地也是自此之始。薛季宣,由武昌县在此兴建一座昭烈帝的庙宇吧!”“臣领命。”“待到庙宇建造好,你上疏朝廷,朕会遣使前来,专祀汉昭烈帝。”“臣明白!”在武昌停留了一天,第二天,赵构便是再度起驾,直奔汉阳!三省衙门,左相张浚端坐,案几之上,摆放着厚厚的案牍。“嗯?薛弼又上了致仕的文书?”张浚翻了翻。略微沉思半晌,随后自语说到,“算来其年岁却是已经过了,去岁便上疏致仕。”“来人!”一名小吏进门,“相爷。”“去将右相请过来,就说本相有些事情要商议。”小吏匆忙而去,不多时,高柄便是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