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六十五章 40年代末南京和上海（第5页）

“老李，你别这么说。再说，楚娇和内森不是也有了孩子，将来还可以留给他们。别坚持了。”说这话时，她把菩萨像塞在我手中。双手相交，她迟疑片刻，并没握紧我的手，只是微微的体温传来。

若颖柔声在我耳边叮嘱道：“老李，你一定保重。”她话说完，我见她脸上划过片刻迟疑，欲言又止，心中一动本想说什么，却是又犹豫了。待我想再说出来，若颖已然消失在了铁门当中。

那天回到交通部的招待所，聊无兴味。想着要在这空荡的异乡过年便更是心头难挨。

本没想过多，只是在招待所的传达室随便打听回重庆的航班。交通部招待所自然近水楼台，传达室告知就是第二天一早回重庆的航班便还有不少空位，价格也还不贵，怕是此时到了上海再飞回内陆的是寥寥无几了。

若颖走了，此间也再没什么牵挂，横下决心，第二天一早便飞回重庆了。出了珊瑚坝，见着德诚来接，我默不作声地将行李递给他，便上了车。他见我心情抑郁，几次想说话，却也不敢。终是张了口，问道：“先生，见着林小姐了？”

我嗯了一声。

“唉，亏得林小姐说是过了年再走。”

听着他这话蹊跷，我不经意地嗔道：“什么年前年后的。”

“您看这号外，我早上在珊瑚坝看见的，大过年的真是作孽。”

接过号外，枯黄的纸上不甚规整地印着几行大字：“浙东洋面大惨案。太平、建元轮互撞沉没，近千旅客生死不明。”

直至今日，我仍是无法说出看到那张号外之后的分分秒秒是如何过的。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寥寥数行的字，直至它们渗着血一般刻在了眼和心里。

“大惨案”，“太平轮”，“沉没”，“生死不明”，那些油墨印的字溶在了一起，眼前黑了。德诚事后说我开始似是僵了，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然后便是失了魂似的，歇斯底里地叫着让车开回珊瑚坝，找飞机回上海。

他也吓蒙了，见我一丝一毫的也听不进去，只得让车绕回珊瑚坝。飞机还是在飞，可满眼望去，无数的人在等着有数的几十个位子，机棚里只见人多不见人少。

到了下午，整个机场都在讨论太平轮的惨案。可即便如此，千百人中也没几个被这惨案留住脚步，仍是在机棚中望眼欲穿地等着下班起飞的班机。

我等着，也不知自己在等的什么。上了飞机又如何，德诚劝我。可是不上飞机又如何？难道就那样等着，那样听着一声声“太平轮”，“太惨喽”的字眼往心上扎刀。

我吼德诚，骂他寡情，不管多少钱，哪怕是把重庆的房子卖了，也要买下一张票，要去上海。事后他告诉我，那时我失了魂一般，说要雇船出海找他们，说自己若是真的爱若颖，便该告诉她，终究是能把她留下，还有那盐晶的菩萨，也许菩萨的保佑便会让他们，乃至整条船平安。

傍晚时分，我终于平静了些，德诚从外面拿到最新的号外：“先生，先生，找着了。船找着了，您快看看。”

又是一张枯黄的纸，拿在手中薄薄的，只能小心翼翼地拈着，生怕揉坏哪怕一个字。

“接今晨讯，浙东海面大惨案，太平、建元两轮互撞沉没。近千旅客遭灭顶，三十余人获澳国兵舰搭救生还。另有数人为浙东渔民所救。前辽宁省主席、山西省国代、国立南京音乐学院院长等多位名流下落不明。澳舰现已驰返，明日抵沪。”

“先生，您看，有救起来的。林小姐和抗儿他们吉人天佑，应该能获救的。”

反复读过这段话，脑子里却想着多年前白牧师对我讲起的冰海沉船的往事。两千多人的船上能有七百多人获救，那是三分之一，而其中多是妇幼，若真是那样的比例，倒确实有着好大的希望。可这千人的船上，只三十余人获救，又岂止是九死一生能形容！

德诚看着我颓然的神情，也没了主意。他劝我先回家，再等明早的消息。我执意不干，总是要等着一班飞机去上海，哪怕是为个消息也要在那里等着。我打发他回家，筹措款项，哪怕是卖些房产，或是拿盐井抵钱我都在所不惜。

他只是长吁短叹，嘟囔着眼下也没有多少房产能拿来抵押。值此乱世，若是变卖了这些祖产，必定是大大地贱卖，怕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价未必能卖得到，岂不是吃了大亏。况且当下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票，哪怕是拿着金条不一定能买的到。

再骂德诚寡情，我终是不忍。可他怎知此时我这心纵是千万文字也无以赎还，更何况金帛。哪怕在那寒风四窜的机棚中等到自己冻僵，也难让我负罪的心有一丝慰籍。

德诚沉吟半晌后道出了心中想出的法子：“先生，要不这样。您先随我回去。明早，我们给台北的林家拍个电报，也问一下俞先生。您要是一定去，我们买了船票，十天也能到得上海了。

那晚我本不想睡去，但终究熬不过一路的劳顿，凌晨时分在外滩与若颖漫步的梦境第一次来临。我道出了心事，她也应允了，可是一回头，我们却找不见了抗儿，心一抽，便又醒了。此时天方亮，枕边是一片泪浸的潮润。自此这梦便跟着我，一直做了下去，做了许多年。

我们虽是拍去电报，却终没有音信。三天后，二月一日早的报纸登出了幸还者的名单，共三十八人。德诚握着报纸进屋，那神情我立马便知道了。我摇摇头，此时看也无益。

“先生，报上说还有两三个娃娃被舟山的渔民救起，因为不知道姓名，现也正在上海等待亲人认领。”

“我们明天就坐船去上海吧。”

“要不要再等等林家的电报。报上说台湾不少亲人都去了上海，说不准抗儿少爷还是被救起来了。”

我无力地摇摇头：“无论是怎么等，都是一个样，我们就这么去吧。”

第二日一早，我尚未起身，便见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了进来，手里捏着一张薄纸。“先生，抗儿找到了。找到了。谢天谢地，找到了，您快看看，林家的电报，上海拍来的。”

这电报不长，我看了总有上百次。原件虽已多年不见，可我还一字不差地记着。

“慰慈先生：感日夜，若颖覆舟后于舟山海面获救，但终不治。幸抗儿安好，沪上已见，即日返台。若颖暂厝当地，待时局转好再行赴台安葬。遭此不幸，方寸尽乱，临纸感哽，不知何言！

既然已有了他们的下落，我便让德诚退了船票，改而坐车回到了自贡。一路颠簸中想着若颖客死他乡，冰冷地躺在凄风苦雨当中，总是希望能排解些心中的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