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五十三章 1993年自贡和重庆（第4页）

“你难道不想知道？既然都去找了，怎么就……？”

“我不知道。至少现在不知道。有些事也许以后知道更好。能答应我吗？不过你一定要记好啊，说不定哪一天我又想知道了呢。”

答应是自然，而既然又有一个未来的约定，那想来两心便更相近了一步。

“那我先走了—再打下去，教授该怪我了。”我不舍地说道。

“快去吧。我想你！”

电话挂断，也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的电话间。心里的热流冲撞奔流，仿佛是散在了全身各处。眼睛看得格外清楚，双脚走得格外轻快，只觉着人该跑跑、跳跳、甚至是叫叫才好。此刻若是被人看着了，想必会被认作是疯子，想到这一节，赶紧催着自己收心。

回到房间，翻出抄着诗词的本子。适才有意没去看的是夹在最后一页中的一帧照片。照片摄于几个月前，福格美术馆中我和林姊姊相依而站。她那身宝蓝色的旗袍在柔和的橘黄灯光下高贵典雅，料石的胸针和领口的珠花闪着异彩。

意识流就是这样，不知为什么，有时候几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就如同松了的电线，搭上了，就打出了火花。看见了那火花，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紧张。虽是不能再自欺欺人地逼着自己不去联想，也只能自顾自地劝慰。这种巧合未免太过逆天，即便是编小说也不敢如此行事。

可虽是这么劝慰了，心却是再难安下来。毕竟还有一句话是生活有时比文学更怪诞。想想左右唯有李先生那里会有答案，看看时间也不算太早，就又转回到商务中心准备给自贡拨电话。

号拨了，就听到了鸣音，等待，仍是鸣音，最后却是无人接听。压着性子，等了十五分钟，拨过去，仍是鸣音，仍是无人接听。若说此时我仍是心情平静，怕也不尽然，但至多也不过是点隐忧。没有办法，只能再等。还好，宾馆旁有家旧书店此时已经开门营业，进去正好翻翻故纸，长长学识。

如此消磨了一个小时，再打时，多少已经是有些试试看的感觉，而果然又是无人接听。事到如此，难得不担心，各式担忧涌上心头。担忧是担忧，可担忧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则更是恼人的无助。好在李先生以前给我的楼里的电话还在，就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阿姨不大会说普通话，但好在我还能听懂些川音。来来回回说了几分钟，终于是听出了几缕头绪。李先生确实不在家，一大早被接走了，还是来车接的。

阿姨说不好是哪个单位的，不过该是市里面的车，“是辆奥迪呢”。这市里奥迪车只是有数的那么多辆，想来她也不会认错。听到这些，我本该放心才是，可谁知她又补了两句，说是临走的时候李先生和她打招呼。她问李先生去哪，李先生说去医院检查检查。

听说他去医院检查，竟是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也不知怎么问个究竟。待我想再问，那边却已经挂断。走出电话间，心里宽慰着自己，李先生该是去例行体检。毕竟是坐着轿车去的，而若是有什么大碍，那隔壁的阿姨也不会说得那么平静。可宽慰归宽慰，心里总是有了个疙瘩，又不愿多去想，隐隐的不安难以平复。

恍惚间，回到了房间。原本想出去转转，可此时也没了心情。胡乱在餐厅吃了午饭，下午强忍着在房间里整理了两页纸的事情，都是些要和李先生确认的细节。

往日里，我和李先生总是随兴而讲，也少有条理，即便有些缺口，事后再问也就是了。那天下午，独坐桌前，回思过往，却觉出了李先生这故事，有如一张巨网，远瞰结构精细，经纬分明，可近看却是头绪纷杂、疏而“有”漏。

稍加梳理便发现自己像是进了埃舍尔的画作，反复撞墙，又重回原点。要说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去想着要求证，其实心里也是明白，却不敢明说，也不愿细想，只是愈发地觉着时不我待。面前的两页纸其实还只是个大概。再往里面看，却又不知还有多少断头路和隐身墙。

正纠结之间，忽地听到电话铃响起，自是一惊，不知什么人会知道自己人在重庆而打到这里？接起电话，传过来的是男声。还好只是“川普”，不算难懂。那人说是自贡市政协办公厅的，现在正在李先生家。

“李老说是想和你说两句。不过你别急，我先跟你说两句。你好有些准备。”

听到这儿，我原本该是满心宽慰。毕竟担心了一天，现在有了李先生的消息，而且还是在自己家里要和我通话，这该都是好事。可那最后一句关照，“有些准备”却是让我的心更是一紧，怕是不祥的先兆。

他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李老这两天休息得很不好。梅主席很担心，昨晚让我陪李老。他一夜都是半睡半醒，睡着时候就念叨你的名字，醒了倒是一句话都不说。今天早上不到六点他就起来了，翻出了好多不知是信还是什么，看一页撕一页，我拦也拦不住。”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老人家还跟我说，他反正是快死的人了，留着这些也没用。”

“我看着不太对劲，报告了梅主席。主席派车接李老去医院检查检查。现在结果还没出来，回来路上，他老是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大概还有个把星期，他就急了，说一定要给你打电话，说是再不打就来不及了。我先跟你说说，就是让你心里有个底。待会李老不管怎么说，你千万要顺着他说，可是不能刺激他，知道吗？”

“我明白，”这三个字可算是下意识说了出口，而那边只听着他放下听筒。片刻后，远处传来声音：“李老，电话接通了。别太激动哦，慢慢走，不着急。”

“喂，”听筒那边李先生的声音倒仍是如常。

“李先生，您好吗？”

“你昨天来，怎么也不多待一会儿？”他声音中既有几分责怪，又多有遗憾。我虽是不明白他为何有这么一问，却记着适才那位好心人的提示，也没和他争执，只是静静地听了下去。

“哎，我听你咳嗽，我就担心你身体，你这么不停地写，硬是要把自己熬干了。”

听着李先生这不知来由的感叹，心里既是担忧，又有些酸楚，却不知该怎么劝慰他。此时逻辑已无效力，而关爱却又不是我善于表达的。

“我没事的，李先生。您别担心，您自己好好休息。”

“我知道你是怪我的，”李先生有些激动地说道，“其实你心里一直就怪我。你给我唱《友谊地久天长》，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也无所谓了，可你不应该对自己这样。”

“李先生，我怎么会怪您呢。真的没有，”或许此时我也不全顾得上适才的忠告，虽然没有与李先生过激地争执，但也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一二。

“没事的，你怪我也没事的。本来也是我不好，我想着，就这几天，我去你那里向你请罪。我快死了，趁我还活着，一定要负荆请罪。”

“您这么说，我怎么承受得起。我来看您，明天我就来。我现在重庆，明天一大早往回赶，估计到了也是下午了。”

“你在重庆，”李先生沉吟片刻，似是想起了什么，“你是和内森在一起？”他有些迟疑地问道。

“嗯，我是和西蒙斯教授一起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