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80章 审判（第1页）

1924年1月21日下午6时50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于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离世，年仅54岁。

当这个消息传到德国时，格里布夫是“十分震惊”的。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决定返回苏联，甚至连一封告别信都来不及写。

凌晨1点，当汉弗里克从啤酒馆回来时，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格里布夫早已离去。

汉弗里克对于列宁是尊重的，尽管在表面上他反对布尔什维克。

与他的想法相违背的是，党的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列宁之死感觉到“狂喜”，就像1762年，腓特烈大帝听到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一样，他也是“欢天喜地”的。

在兰茨贝格，当得知列宁之死时，阿道夫是欣喜若狂的，他甚至是对前来的汉夫施坦格尔说:“金色的阳光照耀了我们，苏联将屈服，共C主义将崩溃。”

次日上午，汉弗里克已经从各种悲观情绪中走出来。他与巴赫共同商讨一套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贫穷人家也有能力购买（事实上，这些妙计都是按照阿道夫的计划展开，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提前）。

“不过你并不是德国总统，”巴赫突然停下来，“这是上边那些人该考虑的事情，等选民们把我们一票一票选上去再说吧。”

“未雨绸缪也未必不是一种办法。”汉弗里克说。他告诉巴赫，即便民现党当前的思想并不符合全部民众的胃口，他也有别的办法来填补上这个空缺。

“我们会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徘徊，即便思想不现实，我也会让它变成现实。”汉弗里克甚至是拿东边的俄国做起了比喻:“东边的红色俄国，先前，我觉得他们过于理想化，并不可能实现，但是呢？他们还是实现了，我认为，东边的俄国完全可以与我们做对比，即便我们和他们是敌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毕竟知已知彼嘛！”

2月初，格里布夫回到了慕尼黑。他有些抱歉的告知汉弗里克，他可能不会继续待在德国了。

“我才知道，家里还有几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和孩子，我想我必须要回去了。”格里布夫说道。

汉弗里克并不怪他，给他塞了一些钱和食物，让他一并带回俄国。

“对了，你的那本书要怎么处理？回国后你还有时间写吗？”

格里布夫停下了脚步，他原本计划着:把书留在德国，让汉弗里克替他保管，等那边的事情忙完了，自已再回来。

然而，被汉弗里克这么一说，他心头倒是涌起了将书给一并带走的念头。

“我想我可以在每天凌晨腾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格里布夫把草稿给拿了过来，塞进了包里。

“我想，我失去了一位历史学家咯！”格里布夫开玩笑的说。

汉弗里克以微笑回应，同时也告诉他:“我倒不是个历史学家，只是了解的多一些而已。而且，历史学家也不一定知道这些并没在书上写的历史啊。”

2月12日，阿道夫和他的同伙们被押出牢门转移到了慕尼黑拘留所。看守他们的人仍旧是先前抓捕阿道夫的那位警察。

2月26日上午，可以这么说，整个德国都在注视着慕尼黑，就像是几个月前的啤酒馆暴动那样。

对阿道夫、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范围。

最吸引人的无异于是一位德国最崇敬的战争英雄——鲁登道夫，和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阿道夫·希德勒了。

此刻，阿道夫正穿着最好的衣裳，佩戴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的铁十字勋章，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院里。

在指控中，第一位被点名的是鲁登道夫，不过很明显，审判还未开始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众人心中的中心人物。

因此，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人自然就是他。

他谈到了游行、袭击，以及他的出逃，甚至谈到了他入狱的情况。但是，他却矢口否认他是一个罪人。

他义愤填膺的告诉在场的听众，他活着的任务就是要让德国重获昔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在世界的地位，他怎么能是个罪人？

这是一位虔诚信徒发自内心的演讲，不仅令在场的众人如痴如醉，就连主持审判的法官也同样如此。

法官及检察长并未对阿道夫的话提出抗议，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来阻止他的演讲。

阿道夫将法庭变成了他的群众大会，法庭上，阿道夫的话或多或少的对这些官员的造成影响，不过有一个例外——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此不以为意。

在当天的演讲当中，他嘲笑辣脆喜欢旗帜、游行和没有任何作用的口号。

这些东西可以让那些同样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的民众们得到感情上满足，但是政治并不是说几句口号，发几次演讲就可以解决的。

2月28日，阿道夫再次左右了审判。他一次闭庭后的讯问中，他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的侵蚀的。

他大声说着，要将德国从红色时代里解救出来，同时也为他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提供了辩护。

阿道夫精彩的演说左右了在场的官员们，这使得原本的焦点从鲁登道夫转移到了阿道夫上。

在审判后，鲁登道夫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阿道夫将我引入歧途，在发疯起义的前夕，他向我撒谎，说陆军百分百支持起义……有时候，我觉得他不是个政治家，他仅仅是个演说家、冒险家罢了。”

阿道夫在审判中承担了一切责任，而鲁登道夫则不断的逃避责任（在法庭上，他的举止傲慢，时不时地辱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似的）。

在场的记者回忆起鲁登道夫当时的模样:“他像训练新兵一样，大声的训斥台上的矮个子法官，那法官被骂得浑身发抖，甚至连他的山羊胡子也不自觉的抖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