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德国》的自传中,汉弗里克甚至写道:“如果我未来当了总统,那么巴赫一定是总理。”
自此之后,巴赫有了两个正式的外号“第二个汉弗里克·弗兰克”和“弗兰克先生”。
汉弗里克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对于任何党内的人,只要是他的崛起迅速,就会很快的引起汉弗里克的注意。
他总是怕自已被夺权,当然,如果那家伙能证明自已的忠诚,那汉弗里克也会对他解除全部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巴赫曾几次找他谈论。
汉弗里克承认,自已对于周遭,哪怕是自已的心腹都不会绝对的信任。
“您不应该这样!”巴赫说,“您应该尝试着改变,哪怕是对减少一些限制。”
汉弗里克同意了。
他对那些潜在的威胁减少了些限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少了些限制,那些权力逐渐增大的家伙也不可能会成功夺权。
1929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
为了击败这一措施,汉弗里克与胡根贝格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需要2100万张票,但他们实际上只获得了600万张。
汉弗里克并不会拥护失败,几乎同一时间,他就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绝联盟。
他做事总是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和他同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跟你断绝盟约,转过来打你都说不定。
此时,他已在暗中聚集力量,为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1930年初,民现党的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党员去世了。
他曾是一位政府官员,叫霍夫曼·维伦,他去世的时候,年龄已经来到了85岁。
在送葬的时候,汉弗里克在戈林的建议下并未前来。
葬礼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戈林的建议是对的。
送葬队伍遭到了赤色分子的袭击,这使得送葬队伍摇身一变成了搏斗队伍。
袭击是在维伦下葬后不久发生的,石头从外边飞来,打在坟上,可把众人给吓了一跳。
这次事件是让人疑惑不解的,对于赤色分子和民现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虽然相互斗殴,但又相互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情感。
在啤酒馆斗殴时遭到警察的干涉,若他们停下斗争共同对抗干扰他们的警察,这在那些经常参加斗殴的家伙看来并不是一件怪事。
他们都被某种事业所吸引,他们都有类似的目标。
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他们罕见的团结在了一起,共同对抗对游行队伍的镇压。
他们喊着同一个口号“自由,工作,面包”。
艾莉亚曾评价过这一时期,称其为“罕见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