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30章 地瓜（第1页）

郭风在福州乌石山上有一祠，曰先薯祠，已毁。一九八七年十月间曾陪同菲律宾华人作家游乌石山，只见有一亭，曰念薯亭。这是我特地为客人安排的一个旅游点。现在我国南方诸地区，特别是沿海兵陵地带，均为黄土旱地，宜种地瓜，即番薯（甘薯）。而此种粮食作物乃从菲律宾引进的。大约在五十年代，我曾在《福建日报》副刊上读到我国版本专家萨兆寅先生所作有关《番薯传习录》的笔记体散文，极为欣喜，可惜我没有剪报、搜集保存资料的习惯，所读报章文章即使是好作品，往往也随时弃置；事后，也往往失悔不已。萨先生已作古多年，子嗣是否保留先人遗作？幸好手头有刘湘如同志所著笔记体散文《榕荫漫话》一书，内有《金秋时节话金薯》及《咏番薯的诗集》二文，对番薯之引入，记述甚详。兹引一段于下：

提起番薯，有一个生动的来历，明朝万历年间，我（福建）省长县商人陈振龙，在吕宋（即菲律宾）发现一种种植容易、培育方便、产量很高的薯类，想把它引进祖国。但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严禁薯类外传。于是，陈振龙一面暗自学习种植番薯的技术，一面寻找机会把薯种带回祖国。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农历五月下旬，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他终于把薯种带到福州。接着，陈振龙在福州郊外试种，当年获得高产。广大农民纷纷庆贺，争相引种。

以后，陈振龙的后代陈世元写了《番薯传习录》，记述陈振龙推广地瓜即番薯的情况，这在上面引录的文字中大体说到了。更重要的是，陈氏后代还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推广番薯的事。在刘湘如同志的《咏番薯的诗集》一文中，介绍南安（福建）人吴增于一九三七年编的一册《番薯杂咏》，收一百九十七首咏番薯的诗。兹引录一首如下：

米价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过。

台湾刈去粟仓破，无汝日将饿死多。

以诗咏叹日本帝国主义刈去台湾期间，闽省人民以地瓜根度日之情况。

知道这么一些有关历史和情况，就我个人来说，这似乎大有好处。一九六五年夏秋至“文革”兴起我先后在莆田埭头、何寨等村镇工作。这是家乡的沿海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贫困地区。其他群众，除出海捕鱼外，尚种旱地。他们没有大本钱，只能以小船在近海捕小鱼。至于旱地，那都是沿海的丘陵黄土地，当时虽然大兴水利，但是县里最大水库也没法引水来灌溉，只能在少数地段，即水可引到之地改造为水田。为此，这些旱地，只能种地瓜。那个时候，强调“三共同”，即与当地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我才分别住在埭头村和何寨村村民家里。埭头为一小镇，有大米出售，但附近农村里的居民的粮食主要为地瓜；何寨更是如此。平日，他们甚至吃地瓜干，地瓜米（地瓜切丝，晒干，曰地瓜米）一年之间，极少吃米饭。如能吃到“红薯饭”，即地瓜与米掺杂煮成的稀饭便是了不起的事。记得我所住村民家中的“灶堂”的地上，几乎大半用以放置用沙覆盖的鲜地瓜。所见其他村民家里情况亦然。当时，我深切地感觉到，地瓜之于沿海居民，毫无夸大地说，实乃有关民生之至大者；也许有此种其实也很普遍、浅近的感性认识，以致我对于乌石山之立先薯祠或念薯亭以及《番薯杂咏》的编印，认为颇见切实，且含有深意。

记得在埭头、何寨吃地瓜以及地瓜（干）稀饭若干天，便曾感觉胃口不能适应，如会吐酸等。当地村民告我，若以咸小鱼、酱石蟹佐饭（配地瓜饭也），则可消解此病。这真是含有天助之意！上面已说过，沿海地区村民多业渔，但当时往往只在内海作业，如果捕到诸如黄瓜鱼、马铰鱼、鲳等名贵的鱼，皆出售，自己剩下小鱼，则盐腌晒干，用以佐饭。至于石蟹，则是凡有海滩之处，退潮后，到处爬行的小蟹。这种小蟹，肉、膏均少，但腌后，细嚼则颇有味。没有想到，腌过或晒干的小鱼小蟹，沿海贫困地区的家常小菜，却能治因久吃地瓜或地瓜（稀）饭而出现的生理上的病症。对于此等事，现在想来，仍然欲赞无词，只好重复一句：这中间仿佛暗中寓有“天助”之意；或且云，这真是巧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