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四章 务求实效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功（第3页）

曾国藩苦口婆心，却未能改变吴国佐的毛病。不久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损失100多人，武器十丢五六，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曾国藩已彻底失望，下令解散该营，营中士兵有愿意从军的，由委员凌荫庭挑选，另立营头，带到曾国藩所在的建昌老营，由他本人亲自训练两三个月，然后才可派出战斗。吴国佐本人则撤去职务，令其回籍。曾国藩在批文中说：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吴国佐从此离开了军营，失去了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因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后来左宗棠编练老湘军，吴国佐又出来协助，负责监造军械，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毛病，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翔冈立意，要与人不同，此最是短处。而所赏识之人，多无实际。渠荐与我之人，张声恒、章荣先尚略可，然皆由璞军出者，此外则无一堪用之才。难怪其从前带用，每战辙不如意也，而犹不自痛悔，复意气自矜，恐将来亦难望长进，终是废才!

吴国佐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还欠他银子一百两，钱三十串。这也让左宗棠很生气。左宗棠说：“我所谓商贾气太重者此耳尸“此君读书太少，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有了吴国佐的教训，曾国藩更坚信非朴实之人不能用。在吴国佐事后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另一个将领柳寿田，警告他说：“该将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后来柳寿田也因此未得重用。

李元度用人不慎，耳根软，他手下的将领有很多为人浮滑，好为大言。李元度本一介书生，对率兵用人不甚精通。曾国藩对此多次提出警告。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李元度写信，让他引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彭大寿的人，说：“此公在外多年，阅历深透，颇近于滑”，进而指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言下之意，让他撤换彭大寿。

但李元度对曾国藩的话并未放在心上，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从未提上去。徽州一战，更是全军溃败，几不成军。李元度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不得志，还因为战败失职受到严厉惩处。而与他同时的许多人，都官至封疆大吏。李元度的失败，与他用人不慎有密切关系。

对于成大事者而言，用人不慎，必败无疑。用朴实之人，是最好的办法。浮滑之人，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而这样的人，大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又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从小处、实处着手

曾国藩语录：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幸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9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致，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作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人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不尚虚名，贵求实效

曾国藩语录：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了。曾国藩受理学的薰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聚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已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味回护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无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干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化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间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