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四章 务求实效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功（第1页）

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大凡做出大功业者，皆是务求实效之人。曾国藩深受“经世致用”理念之薰陶，他力主实事求是，不讲空言，不尚虚名，于小处、实处着手，专务朴实，事事力行，做一件便算一件，行一步便算一步，务求实诳，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立业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他的务实力行之功夫。

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语录：知一句便行一句。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详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土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来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铁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事求是，反对空谈

曾国藩语录：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是办事第一义。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拔起于湘江楚水之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口向，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处就不足为怪了。

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一师时，受杨昌济影响很大。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他非常推崇曾国藩，对曾氏诗文、家书、日记精心研读。直到1914和1915年，他还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欲在一月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看完不看他书之意”，“昨日将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学精神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立法为主。余谓改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叹服不已。

杨昌济在育人过程中，极力提倡湖湘文化中的实学传统，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德业两全。他向学生推荐曾国藩，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还以曾国藩为例加以勉励：“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的指导中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曾国藩那里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他在所写的《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颇为推重。

由于受经世实学传统的薰陶，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德业俱全、内圣与事功并修的圣贤豪杰。他仔细辨别了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他所指的圣贤，已包含了豪杰，因此是德业俱全的最高境界。这种人格，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所追求的。

青年毛泽东把曾国藩当成这方面的楷模，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人也。”将曾国藩与范仲淹并举，认为他们较韩琦、左宗棠的成就要高。所以他在评点近代人物时，“独服曾文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青年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倡导务实精神，这从他们都以“实事求是”四字为座右铭可以看出来。曾国藩批评读书人的通病在于“尚文不尚实”，因此极力标单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毛泽东后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述，就主张知行统一、学用结合而言，与曾国藩基本是相通的。

“实事求是”最早出于班固《汉书》，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扬这一精神的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其治学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由此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是埋头书本，不务现实。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则实现了重大飞跃：“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这就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颇为接近。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正在于经世务实观念的一致性。没有求实务实态度，以文弱书生要想成就救世安民偌大功业，是难以想象的。

除去官气，专务朴实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