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三章 知荣识辱曾国藩的恪守道德之律（第1页）

曾国藩被誉之为道德修养之完人，这与它知荣识辱的功夫是分不开。在他着来，忠诚为国，爱民如子，是一个为政者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平时需为国家和民众尽心竭力，在时局需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名利以及生命来报效国家，这也是一个为政者最大的荣誉。相反，如果不忠诚自己的国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那是一个从政者最大的失败和耻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曾国藩语录：力尽人事，不存丝毫侥幸之心。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就想自杀，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的曾国藩接到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象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象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一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应该把它做好。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都应该尽心竭力，想尽办法，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敬业爱业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一个做大事必须具备的素质。

刻刻存爱民之心

曾国藩语录：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曾国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上疏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收拾民心，减免捐税，改革经济。同时，他自己在从政也是刻刻存爱民之心，凡事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

曾国藩一生的重要的时间在都用在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粮购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括和天灾人祸中的“民间疾苦”。于是主张所有的“官”都要发自“真心”地去爱民，惜民力；甚至身体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轻视聚敛钱财，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辈子大官，连件像样的衣饰也没有，两个宝贝女儿只有一条绸裤，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换着来穿。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有云：“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必安，能抚民也。我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团结而不可解也。”

由于当时银价过昂，人民为完赋税，卖粮换银，负苛沉重。他接着又上《平银价疏》，希望设法平抑银价，减轻人民负担，并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六种方法：一、规定当时物价，每年一换；二、京城以外的军饷，都改为发放制钱，少发银两；三、户部各项收入，也可以收取制钱；四、地丁款项，分县收钱；五卅省各项名目的开支，都改为发放制钱；六、适当减少铜矿的开采，以抬高制钱的价格。

此外，他在这份奏折里提到了关及民生的两个问题：“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与“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并且认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后来曾国藩又参与发行钞票和大钱的讨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对发行钞票和大钱。同治二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又指出：“钱价不平，由于钱少，此是探源之论。”希望能够多铸铜钱，满足民众需要。

对于关注民生的盐务问题，曾国藩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饷盐并设法整理以复旧制折》中，曾国藩指出：本来淮北的盐务，自从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盐后，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但是后来战事漫延，促使盐道塞阻，销售畅滞不定，盐既不能按时足额运售，盐税也无法正常收报。这些积弊一出，一些商贩便开始在其中捣鬼，一些军人也依凭强力到盐坝中任意提取，以致于旧制虽好，却无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国藩希望能够通过四项因势得导的办法整顿盐务：第一，规定明确盐务税收的项目和数额，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税项目，以促使盐道的便利畅通；第二，体恤盐商，削减一些地区和河运盐税，降低商人的运输成本，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将从盐务中抽取的支付军费的钱款重新规划分配，厘清盐税的用途去向；第四，为了防止一些盐商从盐包大小的随意改换上钻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规格的盐包，阻绝漏洞。

至于四川盐迄走私兴盛的原因；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两湖地区较准扬为近，而且准盐逆江而上，路途遥远，中间遭遇风暴，生死不测因素更多，本来就不利盐运，而四川居长江上游，距两湖途近，航运便捷，于是私盐的运输十分兴盛。为了恢复旧制，完成准盐正常地向湘鄂地区输出，曾国藩希望能够采用严厉查禁川运私盐的方法，便利淮北盐务的整顿事宜

为了彻底整顿淮南盐务的运输秩序，曾国藩还制定了《淮盐运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八条盐务政策：第一，在泰州设立招商局，规定每年淮盐楚运的数量，让有资力的商队前去登记认购，分期分批运输，使盐运规范化；第二，在两湖地区设置督销局，保护盐价平稳，缉查私盐；第三，采用四处截角查私，盐道上分四处关口，分别查验运盐的份量，每验一次减去盐销凭证的一角，运抵湘鄂后验票即知是否私盐，并且有效地避免了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邻私厘税，使从邻近省份私自运输的食盐畏重税而退却；第五，计算盐运的成本款项，根据成本费用支付补偿盐商的运输等费用；第六，补完各处厘金，规定盐运各关卡的收税数目、方式，以及税钱的接济军饷的去向；第七，商运、官运之盐务规程应按划一处理；第八，保证长江盐道的畅通，严禁勒索收税。以上八条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谓之缜密，足见曾国藩对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曾国藩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就可以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忠心诚意为国家

曾国藩语录：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

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

“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