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第1页）

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而最终让自己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务实力行的工夫。

成事需具务实之精神

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是办事第一义；陶镕性情，不敢多以客气，是处人第一义。我辈所求自尽者，如是而已，至其办到与否，自关气运，非可逆睹。

——致陈浞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拔起于湘江楚水之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蕴。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口向，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处就不足为怪了。

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一师时，受杨昌济影响很大。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他非常推崇曾国藩，对曾氏诗文、家书、日记精心研读。直到1914和1915年，他还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欲在一月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看完不看他书之意”，“昨日将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学精神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立法为主。余谓改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叹服不已。

杨昌济在育人过程中，极力提倡湖湘文化中的实学传统，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德业两全。他向学生推荐曾国藩，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还以曾国藩为例加以勉励：“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的指导中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曾国藩那里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他在所写的《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颇为推重。

由于受经世实学传统的薰陶，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德业俱全、内圣与事功并修的圣贤豪杰。他仔细辨别了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他所指的圣贤，已包含了豪杰，因此是德业俱全的最高境界。这种人格，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所追求的。

青年毛泽东把曾国藩当成这方面的楷模，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说：”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人也。”将曾国藩与范仲淹并举，认为他们较韩琦、左宗棠的成就要高。所以他在评点近代人物时，“独服曾文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青年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倡导务实精神，这从他们都以“实事求是”四字为座右铭可以看出来。曾国藩批评读书人的通病在于“尚文不尚实”，因此极力标单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毛泽东后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述，就主张知行统一、学用结合而言，与曾国藩基本是相通的。

“实事求是”最早出于班固《汉书》，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扬这一精神的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其治学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由此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是埋头书本，不务现实。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则实现了重大飞跃：“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这就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颇为接近。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正在于经世务实观念的一致性。没有求实务实态度，以文弱书生要想成就救世安民偌大功业，是难以想象的。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车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中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茶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咸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观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