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上篇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第1页）

第一章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决

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做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之圣贤。

时刻做到谨行慎思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采。如果不谨慎，不去势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乎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人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待的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淡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鼠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沂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各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岂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阁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诉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奕沂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沂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沂下台，最终独揽大权。奕沂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沂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人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泉，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对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

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这个毒誓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语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

多言有许多害处：

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中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状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虚心。

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一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为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作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主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憾，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

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