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四章 揣情绝学（第1页）

本卷讲鬼谷子“揣术”，“揣”就是揣度的意思，鬼谷子的“揣术”归根结底，就是揣度人情，权衡某一件事情的得失，从而发现其中隐藏的真相。运用在现代生活中，就是告诫我们在和竞争对手博弈时，一定要先揣度对方的心理，挖掘出对方内心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做好准备。

认清现状，有迹可循

鬼谷子语录：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语录精解：

古时候，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审慎地把握国家的发展趋势，揣度各诸侯国的具体情形。如果不能周密切实地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就不会知道诸侯国的强弱情况。如果不能周密地揣度形势，便不知道个中隐蔽的情况发展变化。

说话人不能我行我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要看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话，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达到说话的目的。

交谈要讲究艺术，恰当有礼。“恰当有礼”，其实是一个“得体”的问题，也就是要把话说得适人、适时、适地、适情。话是对人讲的，所以说话要注意“因人而言”，要看对象说话。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这样谈话会更具有针对性，容易引起共鸣。“适时、适地”即讲话要注意时间、场合。“因情而言”，即说话时要考虑对方的心情，好的心情才能营造出愉悦谈话氛围，有利于进一步沟通交流。有一个名词叫“职场语言学”，就是教人在工作时如何说话，针对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运用“职场语言学”中所学的语言艺术，可以让你在公司里说话受到同事的欢迎，至少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炒鱿鱼。

在很多地方和场合说话都要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掌握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艺术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并不只会使人的嘴巴变得好像是油嘴滑舌似的，它可以让你学会如何与别人交往。之所以说话要看对象，是因为说话总是双向的，不论是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还是在和朋友或者刚刚认识的人随意交谈，都要注意谈话对象。说话人就要看对象说话，从对象的不同特点出发，说不同的话，而不能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达到交谈的目的。

在交谈中，注意对象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忽视这一点，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要做到说话看对象，了解对象是必要的。对家人，以及亲朋好友，说话的方式要因人而异，所说对象不同，方式就不一样。李密的《陈情表》写得催人泪下，当然不少人觉得李密这人不厚道，如果真的是这么有孝心的人干吗用那么多的语言说自己多么凄惨、祖母多么悲凉？其实我想这篇文章之所以要这么写，是因为看这篇表的人是司马炎的缘故。司马炎是篡位之君，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再者，蜀的很多将士并不是真心归顺，他几次要求李密做官而被拒绝，所以心生疑惑。再加上司马炎疑心十分重，如果李密这次上表不够煽情是会死的，所以文章写得过于深情就可以理解了。换言之，如果李密是给诸葛亮或者刘备上表，这样写的话就不行了。可见说话不看人，必然词不达意，说了白说。

如果对对方非常熟悉，说话时自然会注意到不同特点。然而对于初次相识的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对方的性别、年龄，但是身份、职业、文化修养等，则必须通过语言交谈才能了解。因此，与陌生人见面，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说什么，而是先听对方的话语。如果对方彬彬有礼，你也应该文雅、和气、谦逊；如果对方说话很坦诚，你也应该实在，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不要拐弯抹角。总之要在了解对象的基础上，说出合适的、有礼貌的话。

现在有人说话口无遮拦，甚至不经过大脑思考脱口而出，这样的话虚无且没有内涵。说话不看对象、不分场合经常会给自己招来祸患，或者是埋下祸根。口无遮拦乱说一通给自己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而不会是“快乐”。

跟鬼谷子学绝学：

不光是说话时要认清现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事情也一样，认清了现状，就知道自己该朝哪个方向来努力，以此来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

细心揣度，再做判断

鬼谷子语录：

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此者，是谓量权。

语录精解：

什么叫作“量权”呢？要了解诸侯各国的谋略大小，就要从他们的谋臣多少入手，要分析这些谋臣的真实才干，就要看他们平时的表现，他们究竟筹划了多少有价值的谋略，采用如此的方法，就可以分析出这些诸侯国的谋略大小了。要想知道各个诸侯国的能力大小，就要对他们的物质、财币数量进行对比，只要通过了解他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分析就知道了，人民富足则国富足，人民苦难则国贫穷。要分辨各个诸侯国的地理位置，要考察这些诸侯国的地形、地貌，山川、河谷，天险、屏障等情况，以知道他们的攻守情况。从而可以推测出他们的长远打算。要根据各个诸侯国君臣关系的亲密程度，来判断在这些诸侯国中是忠臣被重用还是奸臣当道。要观察各个诸侯国采纳外来宾客的智谋多少，来判断这些诸侯国的谋略渠道。要观察各个诸侯国的天时吉凶祸福，来判断他们的太平情况、稳定情况，判断出老百姓的稳定情况，从而判断他们政权的稳定情况。要从各个诸侯国的外交政策着手，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找出他们外交关系的破绽，从而制定谋略以确定联合谁、敌对谁、还必须注意的是，要清楚哪些诸侯国具有从反面事件推测正确结论的能力。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很有可能精心制定的谋略，会被别人识破，功亏一篑。能够做到前面叙述的这些，就叫作“量权”。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清包围“天京”（今南京）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副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御前大臣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处决肃顺军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