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3章 魏晋隋唐玄学佛学（第4页）

裴頠认为，事物虽是“自生”的，但每个具体事物都是万物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自足”，要依靠别的东西作为存在的条件。他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资”就是依靠的意思。事物的存在要依靠一定的条件，条件适合某一事物的存在，对于某一事物叫作“宜”，选择适合存在的条件是人们所要求的。也就是说，裴頠认为，在“有”之为“有”的过程中，“有”首先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有”，而不断抛弃不利于自己的“有”。那些利己的他“有”在此过程中，与“有”自身一起不断地实现着此“有”的本质。而那些被抛弃的、无助于此“有”的他“有”，相对于此“有”而言，就成为了“无”。在这个意义上，“无”只是“有”的衍生状态，而非“有”的本体。有之为“有”，全是“有”之间的相济之功，而非“无”之用。

“无”是什么

裴頠对“无”作了解释，他说：“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认为“无”是“有”消失了的状态。“无”不能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只有“有”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积极的影响。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哲学史上的古老问题。到了魏晋时代，更成为思想界热烈争辩的重大问题。

魏晋时期，对于言意关系的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说，二是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象（或得意忘言）说，三是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说。

魏晋时期“言意之辩”的主要观点

①荀粲的“言不尽意”。荀粲认为最精微的大道理，不仅是言外的东西，而且也是意外的东西。即使言能尽意，能够把意内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可是那些意外的东西，言语还是不能表达的。这就是说，这些细微的道理，不仅是不可言说，而且还是不可思议的。

②王弼的“得意忘象”。王弼一方面肯定言、象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一方面又强调言、象只是表达意义的手段，为了不使手段妨碍目的（得意），可以把手段忘记，这就叫做“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只有“忘象”“忘言”，才能认清客观对象的真实本质——“意”。意才是应该把握的要旨。王弼“得意忘言”的方法，破除了汉代经学拘泥于字义、训诂的烦琐学风，为重新解读儒、道经典开创了新思路。

③嵇康的“心不系于所言”。嵇康从各民族语言不同这一社会现象出发，认为语言与表达对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且不同民俗的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尽相同，因此，言、意是不相干涉的。嵇康的“心不系于所言”，是要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或者说，是要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④郭象的“寄言出意”。郭象认为，读《庄子》应重在融会贯通，了解根本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字字句句，每事每物。只要体悟了“意”，就可以“遗其所寄”了。从本质上说，这是与“得意忘象”一致的。

以上这些观点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言”是不能充分表达“意”的，都是贬低或否定语言的作用，而欧阳健则提出了与他们不同的观点。

欧阳健和《言尽意论》

欧阳建（70—00），字坚石，西晋思想家。他出身于冀州名门大族，名气很大，当时人评论他为“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西晋元康时，欧阳建官至冯瑚太守。永康元年（00），被赵王伦和孙秀所杀。其代表作《言尽意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被合称为玄学中的“三理”。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全文只有8个字，虽然很短，但是，明确地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反映论。

欧阳建首先确认事物及其属性是客观存在，不依人所设的名称为转移。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了客观事物的第一性地位，为“言尽意”论奠定了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然后，他又进一步说，名称、概念和语言在认识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具有表达客观世界、区别客观事实的重大作用。为了分辨不同的事物和表达不同的意思，就需要有不同的名称。而名称是根据客观事物而有的，事物本身就是名称的依据。有什么样的物，才有什么样的名，有什么样的理，才有什么样的言。名、言和物、理是一致，而不是分离的，其间的关系犹如“声发响随，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既然如此，那么名、言就能完全表示出物、理而“无不尽”，名称和概念完全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即“言能尽意”。

郭象（─），西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庄子注》一书，此书是在向秀所作《庄子注》的基础上完成的。

郭象终其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走向灭亡的全过程。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一大批名士也都死于非命。知识分子感受到一系列尖锐的矛盾，思维陷入内在的不安，处于一种辩证法的紧张之中，由此而凝结为一种弥漫于全身心的极为深重的忧患之感。在这种忧患感中，郭象积极思考，努力想把两个对立的命题统一起来，一方面针对阮籍、嵇康一派着眼于超越的玄学，指出现实是不能超越的；另一方面又针对裴

一派着眼于现实的玄学，指出现实是必须超越的。

独化论的理解

郭象的独化论认为：万物自生，无造物者。在郭象看来，万物的生成者不是超越万物的“无”，不是尚未生成的“有”，也不是自我的意愿，相反却取决于自然生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郭象认为万物各自俱足，而无所待。他说：“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也就是说，万物运动变化没有终极的根据和原因：天不运而自行，地不处而自载，日月不争而自代谢，皆“无故而自尔也”。这些说法有唯物主义的意味。但他又认为，万物之间都是各自“独化”而不相关：“夫死者独化而死”，“生者独化而生”。这就又颇有些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意味。

玄冥之境

所谓“玄冥之境”，就是“玄同彼我”、“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或心灵境界，其根本特点就是取消物我内外的区别和界限，取消主观同客观的界限，实现二者的合一。所谓“玄同”，就是完全的直接的同一，没有什么中间环节或中介，不是经过某种对象认识，然后取得统一，而是存在意义上的合一或同一。这一点是符合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只是郭象的“玄冥之境”更具有存在哲学的特征。如何实现这种境界也是郭象着重论述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境界是“自得”的，不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换句话说，这种境界是心灵自身的创造，与认识的问题无关。

名教即自然

郭象不赞成阮籍、嵇康的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认为名教完全符合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名教。他认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说：“仁义自是人之情性。”郭象还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

“有为”与“无为”

郭象不赞成把“有为”和“无为”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把“无为”理解为“拱默乎山林之中”，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即只要是顺着本性，在本性范围之内的一切活动，就是“无为”。所以他说：“圣人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从而在“各安其天性”的前提下把“有为”和“无为”统一了起来。

葛洪（8─），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

葛洪从小就喜欢学习，但因家穷，只好上山打柴去换取纸笔等学习用品。晚上他就诵读并抄写书籍。他性情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为人质朴寡言，不善辞令，不好交游。但是，为了寻找书籍或请教疑难问题，他却可以不远数千里，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传说，葛洪的叔祖葛玄是在三国时吴国学道成仙的人物，人称“葛仙人”。葛玄把他炼丹的秘术传给了徒弟郑隐，葛洪就向郑隐学习。后来他又拜南海郡的太守鲍玄为师，鲍玄对葛洪深为器重，将女儿嫁他作妻子。葛洪承传了鲍玄的修炼方法和实践，并且同时博览、研习医术。

葛洪一生淡泊名利，曾数次推却官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修养炼丹、著书立说上。

葛洪的著作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分内篇0卷，外篇50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道教著作。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

“玄”和“道”的概念理解

在《抱朴子》第一篇《畅玄》中，葛洪说：“玄者，自然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万殊，指万物。葛洪认为，“玄”是无所不存，神秘莫测的，它细微深远，连绵不绝。它能使天以之高，地以之卑，云行之行，雨以之施，能够诞生元一之气。总之，“玄”是天地万物之母，宇宙发生的总根源。

道教以“道”命名其教，足见“道”这一范畴的核心地位。《抱朴子》中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尤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这就是说，“道”是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同时不能用概念指谓、不能用语言符号表示的涵盖宇宙万物的本体。

葛洪的这些思想观点，为道教的“神仙学”寻觅到了基础性的理论依据，由“玄”的超越性、永恒性，引申出人若获得“玄道”，也可永恒。得到“玄道”的人，就是“神人”、“真人”、“至人”，可以做到“出乎无上，入乎无下”，“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荡荡，与造化钧其符契”。这样，“玄道”观念与神仙形象就获得了沟通。

如何修道

做为宗教，道教给人的希望是修道成仙。《抱朴子》中强调若要修道成仙，首先应该向内认识自我，涤除玄览，排除情欲，摒绝外部干扰，所谓“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声，尸居无心”。这显然是一种向内观照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活动。同时《抱朴子》还主张修道的人要刻苦力行：“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试以危困，性驾行贞，心无怨贰。”这显然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是创立时间最早的一种宗教，时间在公元前世纪，其创始人名为悉达多，姓乔达摩（前－前486年），佛教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一般公认是始于汉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