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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第2页)

众大臣退出后,天色已晚。梁冀吃过晚饭,正在踌躇间,急报中常侍曹腾等求见。曹腾进来后,对梁冀说:“将军几代姻戚,执掌朝政,宾客如云,免不了有些过失。清河王素称严明,如果他立为皇帝,恐怕将军就要大祸临头了!不如拥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

梁冀有了众宦官的支持,态度顿时坚决起来。

第二天,梁冀重新召开公卿大臣会议,倡仪立蠡吾侯刘志为帝。他气势汹汹,言辞激切,固执己见。胡广、赵戒等人见状,知道再争无益,都说:“唯大将军之命是从!”只有李固和杜乔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梁冀厉声喝道:“罢会!”说完,一甩袖子,退入内室。李固仍存希望,再次写信给梁冀,劝他改变初衷。梁冀更加恼怒。他先向梁太后请下诏书,将李固罢免,然后将蠡吾侯刘志迎入南宫。庚寅这一天,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汉桓帝时年十五岁,仍由梁太后临朝听政。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八月,汉桓帝娶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梁氏的威权更为显赫了。梁冀身为大将军主持政事,内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坐镇宫中,许多宦官都是他安置的亲信。汉桓帝实际上处于他的监视控制之下,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根本不能有所作为。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朝廷上下,除了几个尸位素餐圆滑世故的老官僚如胡广、赵戒等人装点门面以外,实权都控制在梁氏徒党手中。

梁冀在扶植亲信的同时,又大肆诛杀异己。太尉李固曾亲见汉质帝被毒杀,又坚持立清河王为帝。梁冀恐其终为己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建和元年十一月,梁冀诬李固谋反,将其下狱处死。太尉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也牵连被杀。二人都被陈尸街头,不许家人收尸。宛县县令吴树拒绝梁冀的嘱托,诛杀了当地残害百姓的梁家宾客几十人。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时到梁府辞行,梁冀公然以毒酒款待,使他一出门就死在车上。东阿太守侯猛到京城时不去拜谒梁冀,后来被梁冀妄加罪名处死。扶风人士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送给他四匹马,向他借五千万钱。士孙奋知道借钱给梁冀无法讨要,只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便告诉地方官员,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来是梁家管库房的婢女,偷窃了“白珠十斛、紫金十斤”而逃亡。于是把士孙奋兄弟几人抓起来拷问。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他们的一亿七千多万家财也全部没收。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汉桓帝命令公卿大臣商议如何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关部门提议:在朝见皇帝的礼仪方面,允许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比照西汉第一位功臣萧何;扩大他的封邑为四县,比照东汉第一位功臣邓禹;赏赐金钱、衣服、车马、奴婢、府第等方面,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他特设单独的座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并将这些待遇公布天下,定为永久的制度。待遇如此优厚,梁冀尚嫌不足,很不高兴。

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先送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享用。梁冀还派宾客远出塞外,广求异物;四方贿赂,道路相望,连他家的守门人都因此积累了千金的财产。他大肆修建豪华的住宅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他又在首都附近开辟了逶迤上千里的猎场,在洛阳城西设置绵延几十里的兔苑。为满足其私欲,他命人通知各地交纳活兔子,都在毛上做出标记,规定伤害了这些兔子的人要判死刑。曾经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令,误杀了一个兔子,牵连被杀者竟达十几人。他公然违背东汉以来的禁令,掠取良民为奴婢多达几千人,还称之为“自卖人”。梁氏一门前后有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次于皇后的妃嫔),二个大将军,三个驸马,其他文武大臣五十七人。他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了三个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最为显赫的一家。

五阉合谋诛梁冀

梁冀擅权,飞扬跋扈。汉桓帝内心不平,却无可奈何。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正月,梁太后病重,名义上归政于汉桓帝,但实权仍操在梁冀手里。其后不久,梁太后死去,局势仍无变化。直到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也死去了,汉桓帝在宫中才稍得自由。

郎中邓香有一个女儿名叫邓猛。邓香死后,其妻宣氏改嫁梁冀妻舅梁纪。梁冀的妻子孙寿见邓猛貌美,便把她送入宫中。邓猛很得汉桓帝宠爱,被封为贵人。梁冀想把邓猛认作女儿,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就让她改姓梁。他怕邓猛的亲戚议郎邴尊不赞同,就派人刺杀了他。随后,梁冀又想刺杀宣氏。宣氏家与中常侍袁赦相邻。梁冀派来的刺客想从袁赦家的屋顶进入宣氏家,被袁赦发觉。袁赦鸣鼓召集众人,以惊醒宣氏。宣氏见有人要刺杀自己,跑入宫中告知汉桓帝。汉桓帝闻讯大怒,决计除掉梁冀。

一天,汉桓帝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问小黄门史(掌管图书的宦官)唐衡:“宦官中与梁家不和的都有谁?”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和河南尹梁不疑(梁冀弟)有矛盾;中常侍徐璜、具瑗私下常说皇后家太过骄横,但不敢公开表示。”于是,汉桓帝召单超、左悺进入密室,对他们说:“梁冀兄弟擅权专政,胁迫内外,公卿大臣们都阿谀逢迎,不敢与他们作对。如今我想除掉梁氏兄弟,你们看怎么办才好?”单超回答说:“这些奸贼,早就该杀掉了。臣等才能低下,不知皇上意下如何?”汉桓帝说:“当然如此。请中常侍妥为安排!”单超说:“图之不难,只怕陛下狐疑不决。”汉桓帝说:“奸臣窃国,有什么可狐疑的!”三人计谋已定,汉桓帝咬单超臂出血,表示决不改悔。

这时候,梁冀对单超等人的行动也起了疑心。八月丁丑这一天,他派中黄门张恽到皇宫值宿,以防意外。汉桓帝当机立断,派具瑗以“擅自入宫,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张恽逮捕。接着,汉桓帝驾临前殿,坐镇指挥,派尚书令尹勋率军守卫皇宫,派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带着一千多名禁卫军,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知道大势已去,只好和他的妻子孙寿一块儿自杀了。

汉桓帝命令把梁家和孙家的人全部抓起来,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拉到大街上斩首示众。梁家徒党受牵连而死者数十人,被罢免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由于事起仓卒,且由皇帝亲自发动,公卿大臣们都惊惶失措,各级官府人声鼎沸,几天后才安定下来。梁冀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价值三十多万钱。汉桓帝有了这一大笔钱,就下了一道诏书,减去天下租税的一半。老百姓他听说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又减了租税,没有不拍手称快的。

汉桓帝除掉了梁冀,马上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为列侯。由于五人同日被封,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五侯”。宦官侯览虽然没有参与诛灭梁冀,但因为他给汉桓帝献了五千匹绢,也被封为高乡侯。还有赵忠、刘普等八个宦官,因为平常跟汉桓帝亲近,也一块儿被封了侯。汉桓帝不信任大臣,就让这些宦官负责传达诏命和各种公文,处理朝廷上的日常事务。这样,很快又形成了宦官独霸政权的局面。

杀窦武宦官专权

“五侯”合谋,诛灭梁冀,一时大快人心,有人甚至称他们有伊尹、霍光的功劳,张良、陈平的谋划。但事实并非如此。宦官垄断政权以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贪鄙惨毒,无法无天,比梁冀时更甚。他们也学习梁冀的榜样,动用国库为自己兴建豪华的住宅。本来他们受过腐刑,已经丧失了生殖能力,却偏偏搜罗天下的美女,以为姬妾,把她们打扮得像宫女一样,让她们日夜侍侯自己。他们没有儿子,就收养义子,让他继承爵位。为了扩大势力,他们还利用手中权力,安插亲信到各地做官。这些人无才无德,只知搜刮百姓,简直和盗贼一样。

单超的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贪污受贿,被人告发。兖州刺史第五种派部下卫羽前去调查,查出赃款五、六千万钱。第五种非常气愤,就上书弹劾单匡。单匡得单超包庇,竟逍遥法外。后来,单超捏造罪名,撤掉了第五种的官职,把他充军到朔方。第五种知道朔方太守董援是单超的外孙,去朔方肯定没有自己的活路,只好在半路上找机会逃跑了。

单超死后,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气焰十分嚣张。徐璜的侄子、下邳县令徐宣,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他看中了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便派人去说亲。李家不同意,徐宣就带着一帮打手闯进李家,把李家女儿抢进县衙,调戏侮辱后,乱箭射死。东海相黄浮得知此事,马上派人把徐宣抓来问罪。他手下的官吏惧怕徐璜的势力,纷纷出来劝阻。黄浮是个性格耿直、嫉恶如仇的人。他对手下的人说:“今天我把徐宣这个奸贼杀了,即便是明天去死,也可以闭上眼睛了。”说完,他就派人把徐宣拉到大街上砍了脑袋。徐璜听说侄子被黄浮杀了,急忙跑到汉桓帝那里去哭诉。汉桓帝不问青红皂白,竟然罢免了黄浮的官职,命人剃光了他的头发,罚他去做苦役。

五侯骄纵不法,其他宦官也是如此。中常侍侯览先后侵占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还掠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占民财,竟诬人谋反,捕杀后霸占其财产,前后侵占民产数以亿计。

宦官专权不仅使政治黒暗,而且也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有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力量。

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当时,在官僚士大夫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他们对宦官专权乱政进行猛烈的舆论抨击。比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明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太学生们非常推崇正直官僚李膺、陈蕃等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以颂扬他们的节操。此外,还给一些反宦官集团的著名人士加以“三君”(窦武、陈蕃、王淑)、“八俊”(李膺、杜密等八人)、“八顾”、“八及”等雅号。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汉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并罚他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向汉桓帝上书,为朱穆申辩。汉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议郎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他们便强加罪名,将皇甫规关进监狱。一些官吏和太学生上书为皇甫规申辩。皇甫规亦被赦免。这样,官僚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了。

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恰逢汉桓帝宣布大赦,但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便不顾皇帝的赦令,坚持将赵成之子处死。张成和他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和进京游学的人,并窜通各郡儒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俗,称他们为“党人”。汉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杜密等三百余人下狱。后经尚书霍壻与城门校尉窦武等上表力争,这些人才被赦免回归故里,但却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允许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次年十二月,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害病死了。他先后立了三个皇后,但没有生一个儿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立汉章帝的玄孙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汉灵帝年仅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她拜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让他们辅佐朝政。窦武、陈蕃上台后,决心除掉宦官集团,把朝政大权全部夺回来。

有一天上朝的时候,陈蕃将窦武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从前先帝在位的时候,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就把持朝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老百姓纷纷起来闹事,这都是他们的罪过。如今若不趁早将他们除掉,以后就更难除掉他们了。”窦武很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他们不顾汉桓帝的禁令,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入朝做官,和他们商议对策,共同做诛灭宦官的准备。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间,发生了一次日食。陈蕃又找到窦武说:“我陈蕃年近八十,别无所图,唯愿帮助将军为天下除害。趁现在发生了日食,将军正可以归罪于宦官,把他们都除掉。”窦武听了陈蕃的话,马上去见窦太后,对她说:“从前的宦官,不过是为皇宫里看守门户、听从使唤的奴才罢了。可是如今的宦官却参予朝政、执掌大权。他们的子弟布列朝廷,出任州郡,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现在民怨沸腾,盗贼四起,都是宦官专权的罪过。最近的日食,正是上天发出的警告。因此,只有诛灭所有的宦官,才能振兴朝廷,安定民心。”窦太后却说:“汉兴以来,历代都有宦官,要诛杀也只能诛杀有罪的,怎么能全部除掉呢?”窦武只好听从窦太后的意见,先把罪恶昭著的宦官管霸、苏康杀了。后来,窦武又屡次请求诛杀曹节等人,但因为窦太后犹豫不决,这件事就拖了下来。

直到八月,窦武、陈蕃才开始行动。他们先找借口罢免了黄门令(看守宫门的宦官)魏彪,让一个叫山冰的宦官代替他。接着,他们又让山冰告发长乐尚书(太后宫中宦官,掌书奏)郑飒,把他关进监狱。在严刑拷打下,郑飒供出了曹节、王甫等人许多罪行。于是,窦武等上书窦太后,请求收捕曹节等人。

九月辛亥这一天,长乐五官史(太后宫中宦官头目)朱瑀趁窦武不在宫中的机会,偷看了窦武的奏章。他看到奏章中名列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不由得破口大骂道:“那些横行不法的宦官,自然可杀。像我们这样的人,并没有犯什么过失,难道也要灭门吗?”于是,他声称陈蕃、窦武想要造反,连夜召集共普、张亮等十七名亲信宦官歃血为盟,讨伐窦武等人。曹节等闻讯,急忙先把汉灵帝抢到手里,关闭城门,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拜王甫为黄门令,命他持符令逮捕山冰等人。山冰怀疑诏书有假,不肯接受,被王甫杀掉。王甫等救出郑飒,又率军劫持窦太后,夺得传国玉玺。接着,曹节、王甫派郑飒等带着皇帝的符节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急忙跑到北军的军营里,集合了几千人马,向宦官反击。

陈蕃闻变,连忙召集手下的八十余名官员和学生,手执兵器闯进皇宫。他振臂高呼:“大将军忠心报国,并没有造反,真正造反的是宦官!”王甫率军赶到,捉住了陈蕃,把他关进监狱。那些宦官见陈蕃被捕,纷纷围上前来,一边用脚踢他,一边破口大骂“死老鬼!你现在还能裁减我们的员额,夺去我们的俸禄吗?”当天,陈蕃就被宦官们折磨死了。

当时,中郎将张奂刚从西北边疆回来,不知京城底细。曹节等假传诏书,调集张奂的人马去攻打窦武。次日清晨,王甫又率领禁卫军一千余人,与张奂合兵。这样,宦官的军队渐渐占了上风。王甫又令人向窦武的军队喊话:“你们都是禁卫军,应当守卫皇宫,为什么跟着窦武造反?先投降的有赏!”这些禁卫军向来畏服宦官,一听这话,纷纷散去。还没到中午,窦武手下的军士几乎跑光了。窦武无奈,只好自杀。曹节等人把他的首级割下来,挂在大街上示众。窦家的宗族、宾客、姻亲,全部株连被杀。窦太后也被迁出长乐宫,软禁在云台,后来悒郁而死。李膺、杜密等人再一次被革职。而曹节、王甫、朱瑀等十几个宦官,却全部被封了侯。从此以后,他们拿汉灵帝作傀儡,更加为所欲为了。

次年九月,宦官仇览又指使其心腹朱并诬告山阳(今山东金乡西北)的秀才张俭,说他和同郡的二十四个人结党谋反。十月,曹节上书给汉灵帝,要求把李膺、杜密等“党人”一律逮捕下狱。当时,汉灵帝只有十四岁。他问曹节:”党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杀他们?“曹节回答说:”因为他们互相标榜,图谋不轨。汉灵帝还不明白,又问:“什么叫图谋不轨?”曹节有些不耐烦了,回答说:“图谋不轨就是要篡夺朝政,危害国家!”于是,汉灵帝下诏,命令全国各地官员逮捕党人。李膺、杜密等又遭捕系,死于狱中。党人先后被杀、自杀者有一百多人。宦官乘机把一些和党人不沾边的读书人也算作党人。这样,前后被监禁、杀害的竟多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党人和太学生又有一千余人被捕下狱,凡党人父子、兄弟、门生、故吏及五服以内亲族都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后,东汉统治更加腐朽,许多官职都由宦官充任。汉灵帝为了保住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他醉生梦死,公开卖官鬻爵。宦官和他们的党羽肆无忌惮地搜刮人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宦官专权,使本来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为激化,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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