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1章 求吉纳福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第2页）

首先是占星的繁荣。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甘德的《天文星占》与石申的《天文》相结合，就是著名的《甘石星经》。当时各国的大臣，几乎都精于星占之学。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择吉的繁荣还表现在：择吉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国家祭祀、出兵征战，小到平民修造嫁娶、出门走向，都要选择所谓的吉时、吉方。

据出土的放马滩秦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载内容，战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出行、上官赴任、冠带、祭祀、嫁娶、丧葬、修造动土、接纳寄居、裁制（衣服）、栽种、纳畜、探病，以及出师征伐、狩猎等，都有涉及。择吉已经蔚为民俗，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先择吉而后行，成为当时百姓办事的重要行为模式。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择吉文化的初步繁荣，形成了“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择吉之习，选择吉日成为流行的风尚。

择吉理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备的择吉理论。

一是阴阳五行理论极大地完善和发展。关于五行生克、四方配五行、四季配五行、五行之数、五行比复、五行无气、五行阴阳击冲、五行阴阳穷绝等理论，均已完成，远不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了。

二是三合理论完成并被普遍运用。三合由五行寄生十二宫而来。所谓五行寄生十二宫，是说五行在一年中依次有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种状态的变化，抽取其中的生、旺、墓，即为三合。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在择吉术中十分重要。它的出现及广泛应用，表明择吉术理论已初步完善，这是战国时期择吉术已经形成的明显标志。

此外，战国时期，还形成了择吉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据两部秦简《日书》，中国在战国时期至少有六大择吉流派活跃于世。依后世命名体例，可以称之为建除家、结阳家、秀阳家、吉实家、五行家和十二月吉凶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代，是中国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出现了多家择吉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并最终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中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两汉时期，择吉文化空前发展，择日办事之风极盛。不论是祭祀、移徙、嫁娶、丧葬、出行、上官赴任、修造动土，乃至于中洗发、沐浴、裁衣，人们都要先择吉日而后国行。他们认为如果不择日办事、不避岁月，上就会触鬼逢神，导致疾病、灾伤、犯官人下狱，直至死亡和灭家之祸。在这种炽烈社会五风气的影响和推动下，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千极其兴盛，出现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时代特征。

汉代择吉之世风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题为《日者列传》的传记，记叙了日者司马季主的一

番高论令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无言以对的情况，说明择吉文化在汉代已非常盛行。由于汉代择吉办事之风盛行，致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出现了各种方便人们择日

办事的专门历书。出门远行择日，有专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出行宝镜》，专为出入求财、行军作战、上官赴任等事选方择时而作。此外，有专详葬日吉凶的《葬历》；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历》；有专详修造吉凶的《图宅书》和“工伎之书”；有专为移徙所用的《移徙法》；甚至洗发、沐浴、裁衣、制衣，也有专书，如汉无名氏的《出行宝镜》附录就载有“裁衣吉星”一目，叙述二十八宿制衣之吉凶、宜忌，如言角宿“安稳”、亢宿“得食”、氏宿“不安”、房宿“益衣”、心宿“盗贼”、尾宿“必害”等。

这些专详某一用事的择日历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择吉办事的需求。但政治、军事、生产与生活的各项用事累百逾千，很难将它们一一编注为历。即使有那么一些有志者将它们编注出来，人们也无法一一购置，特别是在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还主要依靠简犊、绢帛作传播手段的时代。于是，人们不断探寻更为简捷便利的表现方法，由此产生了汉代择吉民俗的第二大特征：择吉日书开始与历书相结合。

择吉日书与历书始结合的汉代，被称为中国择吉具注历的草创时期。

择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发展之前的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汉代择吉理论有了新的内容，如关于五行生旺的理论。所谓五行生旺，是说随着阴阳两气的运行，五行会有旺、相、休、囚、死5种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择吉推衍衰旺的重要依据。这种说法战国时未见，至西汉始出现。还有关于“保义专制困”理论，更是后世众多阴阳数术遵循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时期的择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名称怪异的神煞来表现其基础理论。如东汉永元六年的木简历书，历注中就有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十二值神。敦煌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有大时、小时、月煞、土府等历注内容。

阴阳五行理论及神煞系统的完备，是汉代择吉文化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择吉办法纷庞杂乱、良莠不齐的情况，各家之间相互矛盾，让人茫然不知所从。

唐宋时期是择吉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时期，择吉理论更加成熟、择吉神煞更趋完备、择吉具注历也日渐完善，这一时期不仅是择吉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更为后世择吉文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了前朝择吉发展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安心推衍阴阳，辩论吉凶，包括择吉在内的各种文化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国唐宋择吉文化的发展上《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太宗时，下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过滥，穿凿讹伪甚多，各种无端的拘忌也不少，于是他命令吕才率领十多位学者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编成53卷，再保留旧书47卷，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成书，颁行全国。如其《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驳。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堪舆择吉繁荣昌盛的局面。此外，唐宋择吉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择吉具注历日渐完善。两汉时，日书、历书始结合，形成具注历日，经魏晋南北朝数百

年的传承发展，到了唐宋，已是羽翼渐丰。唐宋具注历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

是木刻具注历，一是手抄具注历。

◆唐太宗像

择吉理论更趋成熟

唐宋择吉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学说普及、九宫九星学说产生并广泛应用，以及六十甲子纳音五行的产生和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自殷末周初产生，经战国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隋朝萧吉作《五行大义》，集阴阳五行学说之大成，此后，这一理论在民间普及和应用。

九宫九星理论不仅应用于择吉具注历书，更广泛应用于算命。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九宫卜命书共达22种之多。

六十甲子纳音五行，不仅在择吉文化而且在四柱预测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纳音为汉代易学术语，系将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方位、八风及卦爻配纳十二律，故此得名。迄今所见的所有敦煌具注历书，每日干支之下无不附注纳音五行。以纳音五行占测六十甲子生人性情及吉凶宜忌者尤其普遍。直到今天，纳音五行理论在中国择吉文化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择吉神煞的详备，也是唐宋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大表征。择吉主要是依据神煞来择日选时，因此，神煞的完备与否，直接标志着择吉文化的成熟程度。北宋雍熙三年的具注日历序中，明载太岁将军与诸年神的方位及出游时间，并强调人们切忌在太岁头上动土修造。序后有九星方位图，说明九色中依紫白二方修造，法出贵人，加官改职，横得财物，婚姻酒食……此时已具备了太岁、月令和干支五行等三大神煞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