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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奥地利学派(第3页)

所谓现在物品,是指现在就能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物品,即消费品和作为工资的那部分货币。所谓未来物品是指满足将来需要的物品,即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换言之,这些未来物品现在不能当作消费品使用,而要等待一定时间才能“成熟”为消费品。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核心和理论基础,由门格尔创建。庞巴维克则发挥了门格尔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他的价值论从欲望、效用、边际效用、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直到市场价格,联贯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被公认为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典型。

经典理论

物品具有价值的条件

庞巴维克指出,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用性,二是稀缺性。前者是价值的基础,后者是使物品在一定场合具有价值的前提,两者缺一不可。他说:“一切物品都有用途,但并不是一切物品都具有价值。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不是绝对稀缺性,而是相对于特种物品需求而含的稀缺性。更确切地说,“当物品的全部货源不足以保证满足需要时,或当没有某些物品,货源就将不足的时候,这种物品才有价值”。在他看来,物品如果只有效用并不具有价值,那么该物品想要具有价值,必须以其数量稀缺为前提。他举例说,一个居住在涌泉旁边的人,1杯水虽然具有满足欲望的有用性,但是这杯水并不具有价值,因为涌泉每分钟都继续涌出足够注满另100杯的水,因而它不具有稀缺性,不是这个人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对于一个在沙漠中旅行的人来说,在灼热的沙地里走了一整天,如果他只剩下1杯水,那么这杯水不仅是满足需要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他的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没有这杯水他就有可能渴死,因此,这杯水既有效用,又有价值。他把上述命题归结为“一切经济物品都具有价值,一切能免费获得的物品都没有价值”。

边际效用决定价值量

庞巴维克认为,物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边际效用的大小来决定的。对此,他在门格尔论述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他认为,对物品价值量的评定与需要种类的分级毫不相干,而只与具体需要的分级有关。所谓具体需要的分级,就是指“在同——种类需要,可以有不同迫切性的具体需要,或不同迫切性的需要程度”。而在同一种类的需要中,对某一物品的具体需要和需要的程度是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

庞巴维克认为:“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因此,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这件物品或类似它的一件物品在具体经济情况下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因此,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庞巴维克还引用了孤居在原始森林中的农民一年收获五袋谷物的例子,来说明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价值量。这个农民一年收获了五袋谷物,他用第一袋维持生活,用第二袋改善生活,用第三袋饲养家禽,用第四袋酿酒,用第五袋饲养鹦鹉。这五袋谷物的用途不同,重要性也不同,其效用是依次递减的。这个农民对用以维持生活的第一袋谷物评价最高,假定为10;对第二袋谷物的评价次之,假定为8;第三袋谷物的评价又次之,假定为6;对第四袋谷物的评价更次之,假定为4;对第五袋即最后一袋谷物是用以满足最不迫切需要的,所以效用最小,对它的评价最低,假定为1。这个处在边沿上的效用叫边际效用。它不仅决定最后一袋谷物的价值,同时也决定其他四袋谷物的价值。因为这五袋谷物的用途可以互换,所以五袋谷物的价值是一样的,每一袋谷物的主观价值都为1。如果这个农民失去一袋谷物,他就会用剩下的四袋谷物满足最迫切的前四类的需要,而放弃最后、最不重要的喂养鹦鹉的需要,这时谷物的边际效用递增,从而其价值为4,依此类推。如果这个农民只有一袋谷物了,他必定不顾它的其他用途,而把它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有了这袋谷物就意味着生存,失去了这袋谷物就意味着死亡,这一袋谷物对农民的福利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因此,他对这袋谷物的评价最高,在这里,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边际效用最大为10。这一切仍然符合边际效用原理。

庞巴维克从上述例证中得出结论:“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某一类商品越多,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这一商品的价值就越小;反之亦然。”换言之,“任何种类的物品越多,决定其价值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再则,如果某一种物品的供应很多,多得使一切需要完全得到满足以外,仍然有剩余的物品不能找到有益的使用,那么,它的边际效用就等于零,这一种物品也就无价值”。在庞巴维克看来,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现象:珍珠、钻石效用小却具有很高的价值,而面包和铁效用大却具有较小的价值。这是因为珍珠、钻石数量少,它的边际效用大,所以价值大;而面包和铁的数量多,它的边际效用小,所以价值小。

庞巴维克认为,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的关系。至于生产资料的价值量的决定,庞巴维克也认为是由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值间接决定的,即由它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庞巴维克发展了门格尔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价值量“最终是由它们的最后制成品的边际效用量所规定的”。

市场价格的形成

庞巴维克提出了著名的“边际对偶”理论,他在门格尔的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三种交换类型下的价格决定问题:第一种类型是孤立的交换,即一个卖者和一个买者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价格以买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为最高界限,卖者的主观评价为最低界限;第二种类型是单方面的竞争,即众多买者之间的竞争,或是众多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前一种场合下,价格以成功的购买者的评价为最高界限,而以竞争失败者中最有能力的人的评价为最低界限;在后一种场合下,价格将以成功的出卖者的评价为最低界限,而以竞争失败者中要价最低的人的评价为最高界限;第三种类型是双方面的竞争,即许多买者和许多卖者之间的竞争。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情况是经济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并以马市交易为例,说明了在双方面竞争这种类型的交换中价格的形成问题。

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是奥地利学派分配论的中心。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时间偏好论基础上的,是庞巴维克经济理论的重点。

庞巴维克认为,利息来源于时差,即来源于人们对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主观评价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价值上的差异。因此利息就是由人们对现在物品的评价高于未来物品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上的差额所造成的。这就是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认为,借贷利息、企业利润、耐久物品的租金包括土地的地租,都是由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的差别产生的,而这种差别的存在是自然的。在他看来,“由于天然的理由,现在物品一定比未来物品具有更多的价值”。因此,他写道:“就利息的实质来讲,指不出任何东西可说它为无理的或不公允的。”他认为,利息产生于现在物品的价值和未来物品的价值之间的自然差别,并且利息的各种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

对利率起决定作用的三个因素:

庞巴维克认为决定利率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家维持基金总量。它是指每个国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维持基金总量。在庞巴维克看来,如果生活维持基金增加,或者社会资本增加,就有压低利率的倾向。

决定利率的第二个因素是由基金维持的工人数目。在庞巴维克看来,如果人口增加,而同时又没有资本的增加,就会有提高利率的倾向。

决定利率的第三个因素是生产力。它是指最后一次延长的生产期的剩余收益,或者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生产率。在庞巴维克看来,“如果发现了有助于阻止剩余收益的下降的有更强生产力的新的生产方法或营业机会,就会提高利率;而如果闭塞了原有的生产机会或销售机会,或者发生了使原有的生产力降低的事件,就会降低利率”。

利息的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借贷利息。这是利息的最简单的理想形态。他认为借贷是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的真正的典型交换。债务人借的一笔款项是现在物品,而到期归还的款项是未来物品。由于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高于未来物品,所以,债务人到期归还借款时,应该把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时差的贴水付给债权人。这种时间的贴水就是利息。

第二种形式是企业利润。这是利息的基本形态。他认为,企业主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虽然在物质上是现在物品,但在经济上却是未来物品,因为它们不能直接满足现在的消费需要。当它们经过一定时间的生产过程“成熟”为新的消费品或现在物品之后,它们的价值就高于未来物品,两者的差额就形成了企业利润这种利息形态。

第三种形式是耐久物品的利息,即租金(包括地租)。他认为,所谓耐久物品是指这些物品不是一次使用完毕,而是能提供多项连续服务,如工具、住宅、机器和土地等。耐久物品的价值是由一连串服务的各个价值组成的,而在一连串服务中,远期效用总是低于近期效用,所以,耐久物品的价值“不可能是当前服务的价值和服务总次数的乘积,而是各个递减着的价值的总和”。

大师小传

欧根·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1851~1914)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奥国官员家庭,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后在海得尔贝格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耶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1881—1889年期间,庞巴维克在莫斯布鲁克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04—1914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授。他是门格尔经济理论讲座的继承人,并曾任奥国科学院院长,国会上议员,而且三次出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之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出名,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是第一个系统地批判和对抗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急先锋。

庞巴维克既是一名公务员,又是个学者。在晚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当时仍是一个强国的奥地利的政界,他都是一位元老。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他是极其成功的。但今天人们还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他的《资本与利息》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称为“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创造性的著作”。

《资本与利息》的第一卷题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出版于1884年。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专题的经济学说史——利息理论的批判史,庞巴维克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一直到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利息理论都有所论述和批评。第二卷题为《资本实证论》,出版于1889年,系统地阐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利息时差论。利息理论是《资本实证论》的重点,在论题的其他部分里,总的说来,庞巴维克至少可以追随过去的理论家们的理论。但对利息现象,他提出一个完全属于开辟新领域的解释。这一著作使庞巴维克成为团结在卡尔·门格尔周围的一群经济学家中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理论也有力地影响了自19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理论的发展。

庞巴维克的主要著作有《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884)、《资本实证论》(1888)、《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等。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传播者,他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取代古典经济理论而占统治地位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发展了资本与利息理论,并解释了实际利率必须是正数的原因;他是首次将时间因素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家之一,还发展了由时间因素扮演关键角色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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