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1章 重商主义（第2页）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有关时代的经济学，是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趋势的科学，也是理解整个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科学。

大师小传

安徒安·德·蒙克莱田（AntoinedeMontchrestien，1575—1622）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法国经济学家和剧作家。他出生于1576年，是一个药剂师的儿子。在他年轻时的一次决斗中他不幸杀死了对手。为此，他到英国去避难。后来，他被允许回到法国，并且建立了一个钢铁制造厂。1621年，他放弃了企业而投身于国内战争的雨格诺教徒那一派。他参加了美茵和诺曼底的部队，1621年10月8日，他在靠近托瑞勒斯的一场小冲突中被杀死。

161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小册子，就是著名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中，蒙克莱田是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但这里的“政治”与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政治”概念不同，它是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意思。“政治经济学”就是指所研究的是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以往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或只作为某一学说的组成部分的格局。

自此以后，“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在英法两国被普遍使用，并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被确定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英法两国的传统，也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这本书中，蒙克莱田阐述了他的主要经济思想。

价值由劳动确定——威廉·配第

关键概念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配第是用具体论证来阐述劳动价值论的，他在论证谷物的自然价格时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配第把一盎司白银当做一蒲式耳谷物的“自然价格”，即用生产一盎司白银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一蒲式耳谷物的价值，在这里，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对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和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这一阶级结构，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由于他们是把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和阶级结构看作是当时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无所顾忌的，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它的历史性质，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经典理论

价值论

配第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售价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他还说：“谷物的价格，在一个人能生产十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要比一个人只能生产六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来得低廉……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个农民来做

的话，谷物价格就会上涨一倍。”

配第在讲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举例说：“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他用织布业的例子说明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时间越节约，商品的价值就越低。总之，配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是最早认识到劳动分工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相应变化，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会引起价值量相应变化的关系。

配第明确指出了一定数量的商品和一定数量的货币相交换是因为二者的劳动量相等。他说：“即使从事白银的生产可能比从事谷物的生产需要更多的技术，并有更大的危险，但是结局总是一样的。假定让一百个人在十年中生产谷物，又让同数的人在同一时期中生产白银。我认为白银的纯产量就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的等同部分，就是后者等同部分的价格。”可见，配第指出了货币本身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在配第看来，不管是生产白银的劳动，还是生产谷物的劳动，有意义的只是二者相等的劳动时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二者具有相等的价值量。马克思对此作出评价说：配第明确地指出，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时间。

配第还认为商品的价值不只是由劳动决定，而是劳动和土地共同决定价值。商品的价值不只是由劳动决定，而是劳动和土地共同决定价值，这就违反了他自己的关于价值是由耗费在生产商品时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正确结论。

由于劳动和土地是不能相互比较的两个因素，于是配第就来寻找能代表这两个东西的统一标准。把劳动和土地都化成一个共同的单位，即以劳动者平均日口粮作为计算价值的统一标准。

配第的分配论包括工资论、地租论、利息论以及土地价格等，他着重研究了地租，他的分配论是以地租论为中心，以工资论为基础和前提的，而他的利息论是以地租论为依据的，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特点。

工资论

配第认为工资应当等于维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认为：“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这实际上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当等于维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认为法律不应该把工资规定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的生活就无法维持和得不到保证。这样的法律就是劣等法律。工人的工资只有限制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才能为社会提供剩余价值。

地租论

配第认为地租是农产品中扣除种子和工资等生产费用以后的余额。在论述地租的问题时，配第以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论为出发点，由于他认为商品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而工资又决定于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他把工资看作是工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这样，他事实上把工人创造的价值和工人得到的价值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量，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构成地租，实际上也就是剩余价值。配第认为，工资加上种子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费用，从农产品的价值扣除这种生产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地租。配第事实上不仅把工人创造的价值和工人得到的价值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量，而且进一步认为，农业工人所生产的全部农产品的价值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种子）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地租，因此，配第所说的地租也就是全部剩余价值。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价值和农产品的价值既定的前提下，地租的大小就取决于工资的水平。他认为工资和地租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工资上涨，地租就相应下跌；反之，地租增加，工资就必然减少。

利息论

配第认为利息是地租派生的，是货币的租金，是一定期限内放弃货币使用权的报酬。在配第看来，既然土地出租可以收取地租，那么，货币贷放出去也应该收取利息，也就是说，货币所有者不用自己的货币购买土地，而是将它贷放出去，而贷放出去的货币就要收取利息，否则，货币所有者就不会把货币贷出去而要用它去购买土地了。配第在《货币略论》中说：“什么是利息或息金呢?这指的是，你由于在约定的时期内，不论自己怎样迫切需要货币，也不能使用你自己的货币而获得的报酬。”

配第认为利率是由地租决定的，在安全的条件下，利息量应该和地租量相当；在不安全的条件下，除了正常情况下所应得到的利息之外，还要加上保险费。他认为利息至少要等于用该货币购买土地所获得的地租。同时，他还认为把钱贷放出去比用钱购买土地收取地租更冒风险，应有一定的保险费。这样利率就应该比地租稍高一些。

配第还认为利率应由货币供求关系决定，而不应由立法限制。他说：“我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要违背俗世的习惯，致力于限制利息，都是没有理由的。”并认为制定限制利率的法律是违反了自然法则。他说：“制定违反自然法则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从这一点出发，配第认为，利率水平应当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当货币供过于求时，利率则低；反之，利率则高。

土地价格

配第认为土地价格就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一块土地的价格等于二十一年的年地租。配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土地不是劳动生产物，因此土地价格不同于一般商品价格，土地能以一定价格出售，是因为它能带来地租，所以，买卖土地就是买卖地租的权利，土地价格就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那么，一块土地的价格究竟应该等于多少年限的地租呢?配第说：“我认为这种年数就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和一个七岁的人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也就是祖、父、孙三代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很少有人会挂虑再下一代的子孙，因为一个人做了曾祖父，他就已接近死期，因此，一般说来，在直系亲属中能够同时生存的，只有上述三代人……所以，我认为任何一块土地自然所值的年租年数，等于这三代人通常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我们估计英格兰这三代人可以同时生存的时期为二十一年，因此土地的价值也大约等于二十一年的年租。”

配第的经济思想就是所谓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课税的最终对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

大师小传

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