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一章 绪 论（第1页）

第一节选题与方法

一、选题缘起

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括称为语言生活（眸子，1997）。语言生活就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一样，是一种领域的社会生活。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中国学者进行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使命和家国情怀（李宇明，2016；郭熙，2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快速流动，城镇化程度大幅提升，信息传媒产业空前繁荣，中国的语言生活状况也随之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急剧、深刻的变化。显而易见的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不论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大多数人都会说普通话并不是多么夸张的说法。与之相应，汉语方言的使用范围正在急剧地缩减，方言使用能力也在逐渐退化，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儿童不说方言、不会说方言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实的另一面是，在部分边远农村地区、新脱贫地区、民族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或者普通话说得很不好，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青壮年劳动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

这就是说，国家和各个地区的语言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深入地了解这些变化，研究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后果，为未来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规划和引导语言生活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和谐、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变化。事实上，有关机构和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情况，国家和有关部门也据此在不断地调整相关的政策和规划。但是客观地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还不够平衡，掌握的情况还不够全面和深入，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还相当欠缺，某些方面的语言生活规划和引导还相当滞后。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北内陆，是汉、回等民族杂居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些地理和社会因素决定了宁夏的语言生活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宁夏的方言情况也比较复杂，宁夏北部讲兰银官话，南部讲中原官话，两种方言之间及每种方言内部都有不小的差异。近些年来人口流动和集中加快，普通话使用人数快速增加，宁夏各种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接触密切，方言使用人数明显缩减，方言变异加剧。同时，由于宁夏南北、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和宁夏方言的使用与变异情况又有不同。总之，宁夏语言生活状况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与此同时，对宁夏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宁夏语言生活的规划和引导方面还缺少明确的、有针对性的举措。

家庭与公共领域的语言生活有很大的差异。陈章太（1994）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用语是幼儿首先习得的母语，在双语社会中，家庭用语的分布情况，往往反映各种语言文字在该地区的社会地位。可见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家庭语言研究的问题。家庭领域中父母的语言意识及规划，孩子的语言选用、语言能力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国家和地区整体的语言走向。现阶段的少年儿童，一二十年以后，就会成家立业，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语言生活的重要因素，成为决定家庭语言生活的主要力量。因此，从家庭领域观察家庭成员的语言生活，对于了解国家和地区现阶段的语言生活状况，预测未来的语言生活走向，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家庭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还没有全面地展开，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还很缺乏，宁夏家庭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几乎还没有人关注。

二、选题意义

调查研究宁夏家庭语言生活，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家庭语言生活更能反映母语方言的保持和传承情况，更有利于观察普通话的普及范围和程度；二是通过对宁夏家庭语言生活状况的调研，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进而掌握宁夏地区整体的语言生活状况和未来的变化趋势。

（一）学术意义

可为社会语言学的语言生活、家庭语言、语言接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研究方法，补充新的材料。

（二）应用价值

1。可由此掌握宁夏家庭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并对了解宁夏乃至西部内陆其他地区整体的语言生活状况有参考意义，为语言国情调查增添新的数据和材料。

2。可为国家和地区宏观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材料和对策。

3。可为国家和地区微观层面的家庭语言规划和政策、家庭语言教育等提供数据、材料和对策。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秉持社会语言学“异质有序”的观点，遵循语言与社会生活共变的思路，以家庭语言为切入口，分析社会因素与语言变项之间共时的关联，探寻宁夏语言生活的变化规律和趋势，为未来宁夏家庭和地区语言生活构建提供依据和对策。

（二）具体方法

1。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在每个调查点，以判断抽样等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家庭。抽样时以对象家庭能够覆盖该地点各种类型的家庭为主要标准。然后以入户面对面、视频调查等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辅以访谈、观察等方法。最后对调查所得数据和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分析。

为了确保问卷调查结果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实际语言生活状况，在入户面对面调查和视频调查时，调查员先与调查对象围绕调查主题进行访谈，帮助调查对象了解调查目的和意义，引导其提供真实、准确的调查数据。在访谈和调查过程中运用观察法，判断调查对象是否真正理解调查问题，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发现提供的信息有不真实、不准确等情况，则调整提问策略，变化提问方式，甚至中止调查，以此保证调查质量。

2。传统方言学的方法。宁夏语言接触调查部分，也要用到传统方言学的方法，如读字词表等。

3。比较的方法。对于调查数据和材料，将进行各种角度的比较、各年龄段间的比较、男女间的比较等。

第二节研究综述

一、社会语言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有三个基本的研究方向：一是城市语言学研究，以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为代表，其1972年出版著作中的第二章《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堪称经典；二是小城镇社会方言研究，以英国语言学家特鲁杰的英国诺里奇方言研究最为典型，研究发现较高社会经济阶层常用的语音变项比较接近社会公认的标准；三是言语民俗学（或可称为言语交际民俗学）研究，代表作有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在1962年发表的《言语民俗学》及1974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基础》（游汝杰、邹嘉彦，2016；祝畹瑾，1985）。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语言学传入国内，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语言生活状况、语言变异和变体、语言与文化、语言接触、言语交际、语言规划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仅以出版的大学教材为例，就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6），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1997），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2004）等多部。

二、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语言生活状况主要指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十分活跃的分支。20世纪80年代的成果多为小规模的专项调查，如陈松岑《北京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1984）、胡明扬《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8）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规模较大的普遍调查也陆续开展起来。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2005）等就是这些普遍调查的代表性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郭熙（2016）将近十年来语言生活领域的研究梳理为语言生活调查、语言规划、华语研究、各色语言皮书、汉语盘点、语言战略等六个方面。在这些研究领域中，语言生活调查方面的成果尤为丰富，例如浦东新区语言政策和语文生活研究课题组《上海浦东新区普通话使用状况和语言观念的调查》（1996）、汪平《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研究》（2003）、王远新《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2004）、从2006年开始推出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系列、邬美丽《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2007）、郭骏《语言态度与方言变异——溧水县城居民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的简要调查》（2007）、夏历《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2007）、罗明东等《云南语言生活现状调查研究》（2007）、江燕《南昌话和普通话接触研究》（2008）、薛才德《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2009）、孙德平《语言认同与语言变化:江汉油田语言调查》（2010）、王远新《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周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研究——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13）、戴庆厦等《论边疆地区的语言生活——芒海镇吕英村语言生活个案分析》（2015）、俞玮奇《城市化进程中上海浦东新城区的语言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研究》（2015）、李琼《西安市城中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究》（2015）、俞玮奇和杨璟琰《近十五年来上海青少年方言使用与能力的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2016）、德红英《城市达斡尔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2016）、张先亮等《城镇语言生态现状研究》（2017）、邓红华《城镇化语言生活状况研究——以湖南长沙、郴州为例》（2020）等。

总体来说，三十多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富。不过，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语言极其复杂，该领域的调查研究还有一些需要加强的方面。

第一，已有成果多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对汉族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还需要加强。近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汉语方言变化加剧，很多汉语方言的使用人数急剧减少，某些汉语方言甚至处于濒危的状态，因而汉族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显得十分紧迫（曹志耘，2001）。从2015年开始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规模浩大，其中也包括对汉族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然而相对于极其复杂的汉族语言生活实际来说，这一工程所包括的调查还远远不够。

第二，已有成果关注较多的是边疆民族地区或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内陆地区还不够重视。以宁夏为例来说，已有宁夏语言研究可梳理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以前，宁夏大学中文系等机构分别于1958年和1977年组织实施过两次宁夏方言普查，后编写有指导宁夏人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吴天惠、刘世俊、高葆泰、张安生等编写，未正式出版），比较全面、详细地描写了宁夏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是早期宁夏方言调查研究成果的汇总。其二，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组织区内学者编写宁夏各市县方言志或地方志中的方言章。先后出版的方言志或相关专著主要有：李树俨《中宁县方言志》（1989），杨子仪、马学恭《固原县方言志》（1990），高葆泰、林涛《银川方言志》（1993），林涛《中卫方言志》（1995），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2000）等。这批成果规模大、调查全面且详细，为后来的宁夏方言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三，其他传统方言研究成果，如李树俨、李倩《宁夏方言研究论集》（2001）、杨苏平《隆德方言研究》（2018）等。其四，宁夏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成果。目前仅有几篇论文，例如刘传启、赵小刚《宁夏农村汉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2008），喜清娉《宁夏闽宁镇回族吊庄移民语言生活调查研究》（2012），周永军《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回族移民语言态度调查》（2018）等。

由上可知，真正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宁夏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只有几篇论文。这样的调查研究现状，与当前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宁夏语言生活还很不相称。

第三，已有成果缺少对家庭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家庭与公共领域的语言生活有很大的差异。家庭是最有可能说母语的领域，是母语保持的最后堡垒。家庭领域中父母的语言意识及规划，孩子的语言选用、语言能力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地区或国家整体的语言走势。因此，对家庭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