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第1页）

丁玲说“‘娘打儿’，打了也白打”

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的“困难时期”，母亲放心不下一家大小，决意叫我转户口，从北京回到礼泉老家。母亲回到所谓的“家”，其实是大嫂卵翼下嗷嗷待哺的一群小鸟，要是排队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连同母亲和大嫂，一共九口。母亲到家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天天给女孩子洗头，给头上贴药，因为她们长了满头的疮。

母亲还要面对的是“困难时期”的饥饿大军。

两下里，哪头都是亲骨肉。她什么也没说，一咬牙，领上小妹和最小的孙女——我的女儿，还是搬走了，离开西北街的家，逃难回娘家去了。

母亲拼命地纺线、织布。两个女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地里搂柴，捡棉花壳壳，收拾麦草晒干点炕。为了维持三代女性困顿窘迫的日子，母亲托人买了头小猪，两个女子用苞谷皮、刷锅水，加上麦草喂养。乡下草多，饿不着。

小猪倒也听话，慢慢地长大，年终赶到集上卖了，真还解决燃眉之急。母亲把她和两个女子的户口都转到乡下，队里便给母亲娘儿仨分了口粮，分了自留地，干地里活的劳动力就是两个碎女子。母亲勤快，能下苦，会安排，人勤地不懒，从此，生活有了着落。

母亲一边纺线，一边述说自己的身世，月亮弯弯，冷光普照九州。

听母亲讲她过去的事情。

……

有个姑娘出嫁，祖母和外婆两家同是这个姑娘的亲戚。祖母是代表男方娶女的，外婆是代表女方送女的。按照旧俗，外婆当天就得把姑娘交给婆家，叫作“交人”。

这两位将来的亲家，同桌席上吃饭。祖母说话清楚，办事厉害，外婆看在眼里，回家后对她的姑娘说：“娃，你使不过啊！”外婆心上吃力了。果然，迎娶以后，祖母虐待媳妇。从此以后，外婆特别记恨外爷，以致忧心成疾，成为她最后病倒的主因。

那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嫁到阎家，就开始了受婆婆折磨的日子。

外婆去世后，她想回娘家看看几个没妈的弟弟，祖母只准她三天的假。就在这三天之内，母亲手脚不停，黑明不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她掐着手指数着日子，不敢超假。小舅小时爱翻乱，棉袄从上领扯到下摆，母亲边哭边数说。舅舅几个没鞋穿，四季光着脚，母亲只有三天时间，做鞋怎么也来不及了，光脚就光脚吧。给小舅剃头，忽然发现什么东西磕碰了一下剃刀，拨开一看，呀，原来是半截钉子！母亲伤心不止，坐在门槛上放声大哭。她哭早去的妈，哭弟弟连个固定的睡觉地方都没有，哭那根生锈的钉子。女儿回娘家本来是娇客，但母亲不是。三天期满，要回县城了，两个弟弟要姐姐把他们带走。母亲坐在车子前面哭，舅舅们哭着在后边追。外婆去世时小舅才六岁，还是虚岁，外婆断气后穿上老衣躺在床上，小舅还上去摸外婆的乳头要吃奶呢！聚在周围的亲戚们没有不哭成泪人的。

母亲说她在阎家过第一个春节时，初一早上去“转筵”，给本姓大人们拜年。阎家人多，男子大队先拜，然后是女子大队，母亲随妇女队伍出发，按照庚齿依次磕头下拜。拜到祖母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忽然之间，祖母抄起板凳朝母亲头上打去，血一下子从母亲头顶流了下来，母亲羞愧难当，抱头扑向了井边。但她一想到娘家还有一个老人和几个兄弟，婆家还有一大家子，便忍了，照样蹑手蹑脚地侍候婆婆，忍气吞声地向前熬着。

以上都是母亲从北京回来，借住娘家，夜里纺线时说的，听起来像故事似的，却是一段泪水浸泡的历史。

妈这辈子太难了！

干校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不承认我是“五一六”，一顿毒打，一点不手软，比起小时候偷父亲香烟卖钱被捆在方桌腿儿上挨母亲的打可怕得多。我挨了许多打，不是母亲打儿子，而是像丁玲说的，是“娘打儿，打了也白打”。

是《三娘教子》吗？是《三娘教子》，一顿杖责，教我守人的本分，不欺诈、不偷盗，办事凭良心，头上三尺有神明。

是《三娘教子》吗？是《三娘教子》，一个教我诚实不撒谎，一个教我撒谎不诚实。

我只有一个娘——亲爱的生母，我加倍敬畏的地母！

几年下来，母亲身体累垮了，特别是血压，很高，便又带着两个女子回到县城家里，住西厢房。由于血压太高，母亲不时地害头疼，常说：“耳朵里在磨面。”有时突然无来由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又笑了。她的精神受了刺激。这时，孩子们都大了，升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一大堆，摆在母亲和嫂子的面前，怎么活啊？母亲伤透了脑筋，常常大哭不止：“个个命苦，从小到大，节节有难，天不睁眼！”

饥饿的年代，为了逃离成分不好的家庭，为了找到一口饭吃，无奈之下，二侄女利亚远嫁新疆。利亚离家远行，家人依依不舍，心都碎了。母亲回到屋里，不停不停地哭，跟谁都不说话，过度的伤心终于使她开了口，自言自语地泣诉着：“娃出了口外了！咋处呀？我娃出了口外了！”利亚听话，没有是非，母亲特别喜爱。

就这样，三个女子给人了，一个“卖”给口外！

据南妹回忆：1971年，家里每月仍然收到我从北京寄回的十五元生活费。父亲回信叹息：“一潭死水，两个累赘。”可是母亲总是说：“叫娃下个月不要再寄钱了，钱够用。”父亲责备母亲不该丢下一大家子去了北京。他哪里知道是我有了阎力，让母亲把户口转到北京。母亲却说：“我去北京看娃，把节省下来的钱捎回家供孩子们上学。”母亲紧紧巴巴，一点一点地省着、攒着，把我上大学时邻里们接济的钱，挨门挨户地还了。这些钱本来是捐赠给我上大学的，因为住在西北街阎家什字的阎姓人，从小喜欢我，以我能上大学为荣，但是，母亲执意要还，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谁家不和我们一样的难场！母亲特别仗义！

1975年，母亲的身体已经很差，动作十分缓慢，面容憔悴，耳朵也聋了，白花花的头发上顶了一条湿毛巾，问她，她说：“发烧，头疼得厉害。”

1976年3月，母亲病危，半身不遂，瘫在炕上，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嗒嗒地往下滴。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剧痛之中。为了减轻痛苦，她使劲地拽绳子、咬被子。她拉着嫂子的手说：“颖如，快给我买毒药……我不恨你！”小妹拉着母亲痛苦地说：“妈，看你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不？”大家都哭成泪人了。母亲天天喊着大哥的名字，盼大哥给她针灸，不管是扎到哪里，扎一扎好一点。这时，大哥在昭陵博物馆上班，回一趟家，来回好几十里路。母亲弥留之际，特别想念我。打小，母亲想着法子打扮我、管教我，教我勤谨、好学、不说谎、不偷懒。

母亲百般疼爱我，却不惯我哪怕任何一点点坏毛病。我听话，生活一向俭朴，但常年在外，经受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尽量不向我开口给我增加负担，但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想我北京一家的大大小小，大呼小叫，叫唤我的小名：“运生！运生！”大哥打电报给我通报病危，我所在的单位《人民文学》编辑部回电：“阎纲出差未回。”后来才知道，正是此刻，我胃部大出血，也处于病危之中，躺在北京隆福医院里进行抢救。直到母亲断气，母子终未见面……我苦命的妈！

1976年4月，母亲病故。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慈眉善目，少事无非。母亲生性善良，同情没娘的娃，所以，姑姑早逝后，她坚持把表妹金针接回舅家，从小带在身边，藏在自己卵翼下养护，生怕别人欺侮。所以，大家从小把她当亲姐妹看待。金针长大工作后，不管在咸阳，还是礼泉，处处孝敬舅父母，疼爱一群女子娃，买吃买穿，问寒问暖，至今。

此刻，我打开芳妹给我的另一封信，听到小妹在哭泣：“我们娘儿仨逃难乡下的日子里，常提念你们兄弟俩，她想儿子啊！但她从来不向人提说，只说两个儿子争气，一个上大学，另一个也上大学，‘兰州天冷，他二哥没棉裤穿！’她日夜不安，捎话给大姐，大姐远在终南山下挑灯给你做棉鞋……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来我们做儿女的没心啊！就像《红楼梦》的《好了歌》里说的：‘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二哥，我说这些，你心里不要难过。”

芳妹最后说：“写到这里，我还得补充说明：你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分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也能看出母亲的脸上露出平时少有的笑容。第二年，大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毕业了，分到河北南宫中学，每月将工资的大部分寄给大嫂。你到北京后，每月工资六七十块钱，还有两个孩子，但坚持每月寄钱贴补家用，经常多达三十元，家里大小九口人啊！我和利亚、力行等几个侄子、侄女都已经上学了，二哥，你的这些钱着实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妈说过你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但每月向国家捐出两斤半，自己只剩下二十七斤半。就这样，你还在嘴边留出点，换成全国粮票寄回家里。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劳力少，家里的粮食分不下来，你一次寄来八十块钱，把粮食买下了。母亲到北京看阎力和咪咪，我和利云长住皇甫村舅家以后，你每月仍然寄家十二块钱。母亲从北京回来，我们娘儿仨逃难到舅家，你每月寄家十五块钱，一直寄到母亲去世。二哥，虽然你远离家乡不在老人身边，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寄钱养家，经济上也实在难为二哥、刘茵二嫂了。我还记得，从1950年开始，十七岁的你，和大哥同时工作，月月给家里领粮食（月薪六斗麦）；你上兰大以后，每月刨除伙食费和零花钱，把调干十九元助学金里攒下的十块钱寄回家用。说句良心话，二哥，你尽了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