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此后,我创作了长篇小说《人在江湖》,这是我至今唯一的都市题材的长篇。是时,农民工讨要工钱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依法讨薪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历时太久、成本过高等而并不实际。因此,民间追债讨薪人应运而生。这部小说以此为题材,讲述了都市中特殊职业人的复杂生活,同时展现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书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得很艰辛,很悲苦,也很无奈,但他们却没有丧失希望和信心,而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2013年,我再次被陕西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第三届签约作家),签约作品为长篇小说《爱情并不如烟》。最初我把这部长篇命名为《1970年代的爱情》,责编对“1970年代”不感冒,让我改个名。责编的意见不能不听,于是我将其改名为《爱情并不如烟》。
这部小说初稿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当时是凭着一股激情写的,有点“为了忘却的记忆”的意思。书中许多人和事都是自己看到和听到的,甚至有些事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完稿后一直在抽屉里放着,一放就快二十年。
2009年下半年,我整理旧书稿时把它翻了出来,觉得还有点儿意思,但毕竟写于十多年前,笔力稚嫩(现在我的笔力仍然稚嫩),需要好好修改修改。在修改期间,我又去写了另一部书,故耽搁至今。
最初修改时,我觉得书稿毛病太多,最好推翻重写,可又觉得这样一来工程量太大,也违背了“为了忘却的记忆”的初衷,最终,我选择保留初稿的风貌。这样也许会使作品流于肤浅,但不违背自己的初衷。一部原本是四五十万字的作品被我打了个五六折,这是我的懒惰,也是我思想的不深刻。
书名曰《爱情并不如烟》,但凡读过该书的读者一定能看得出作者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在写爱情以外的其他东西。
此后不久,陕西广播电台把《爱情并不如烟》录制为三十二集广播剧,多次播出。最初陕广的老师跟我谈录制的事,我不以为意。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会听收音机?没想到听众很多,远超我的意料。一次回老家,许多乡亲都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写的书,言者兴奋,闻者激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唉,都是虚荣心在作祟。其实我依然是我。
三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记乡党雷涛。称他“乡党”是我高攀了,那时他是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正厅级文化官员,可他也是文化学者、书法家、作家。
在签约大会之前我就与他相识。
2007年9月16日至18日,陕西省作协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我有幸出席,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省作协理事。
我去会务组报到时,在宾馆大厅见到了雷涛。当时他任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一脸微笑地说:“乡党,啥都好吗?”看来,他是知道我的。
周围的人看着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他是武功人,我是杨陵人。他笑道:“杨陵自古到今都归武功管辖,只是近年才分了家。尽管杨凌现在是副部级示范区,追根溯源它只是武功的一个公社。”
大伙儿笑了,我紧张的心情也一下子就放松了。
我说:“啥都好着呢。”
他说:“有啥困难就言传,咱们作协帮你解决。”
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实在话。我只觉得浑身上下暖洋洋的。
那次会议临结束时他问我:“常来西安吗?”
我说:“不常来。”
他说:“那就住几天,逛一逛。”
我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会议结束后,时任作协创联部副主任的王晓渭给我说:“雷书记给我交代了,我给你把房间定下了,在咱们作协的宾馆,你走时给我打声招呼就行了。”
那一夜虽然让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却久久不能成眠,总觉得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激荡……
文学现在已经完全边缘化了,也有人说文学不再神圣。但我以为文学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神灯,她让人们看到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特别是我们残疾人,更需要文学的滋养、慰藉和安抚,从中汲取力量、勇气和信心。
众所周知,现在创作难,出书更难。据我所知,许多很有名气的作家的书稿都被锁在抽屉里,成为“抽屉文学”。名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身有残疾的无名作者。我身边的很多残疾作家朋友,以宗教般的狂热与文学结缘,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出书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在困顿中煎熬,呕心沥血、点灯熬油地写作。
书写成了却不能出版,还有比这让人更揪心、更痛心的事吗?
此后不久,我去省作协参加一个会议,见到雷书记,我跟他谈了出书的困难,特别是身体有残疾的作家出书更是困难的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一定想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些困难。”
他说到做到。2010年陕西省作协专门召开表彰会,对优秀残疾人作家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奖金,不仅从精神上给我们以鼓励,更是从物质上帮助我们前行。
2011年12月25日,陕西文学基金会成立了。雷涛亲自担任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在成立大会的致辞里明确表示,基金会就是要解决处于社会底层的作者创作难、出书难的问题。我们残疾人作家自然包括在其中。果真如此,我们残疾人作家成为基金会首批资助的对象。在成立大会上,时任省作协秘书长、基金会副理事长的王芳闻女士与西安高新园林企业家朱西京先生资助的三位作家——我、刘爱玲、杨柳岸当场签了约。
我深知雷书记是陕西作协的掌门人,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工作要去做。同时他也是作家、书法家,还要创作,他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且,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还愿意做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却乐此不疲,毫无怨言。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和责任心,是很难做成做好这样的善事的。
那些年去省作协开会、参加活动,我都带着妻子、女儿——孩子小,离不开妈妈,每次他都要逗逗孩子,嘘寒问暖,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我邀他有空来杨凌,他笑道:“一定要去,就住在你家,吃你媳妇擀的面,放上绿菜油辣子。”我说:“么麻达,咱就咥蘸水面。”
他曾好几次来杨凌,但都因工作行程安排得太满,无暇来我家。我至今还欠着他一顿蘸水面。
癸巳暮秋,应《作家报》之邀,我参加了2013年第二届中国作家新创作论坛暨“楚韵南漳”金秋笔会,雷书记也应邀而至。虽然他已调离省作协,可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关心着文学。闲聊时他说以前工作实在太忙,没有去杨凌看我,话语中竟有歉疚之意。
我笑道:“我还欠你一顿蘸水面哩,等着你来吃。”
他说:“我一定来吃,多放些绿菜油辣子。”
妻子在一旁笑着说:“么麻达。”
一阵爽朗的大笑在屋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