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不自量力地拿起了笔。原以为这条路不怎么难走,可动起笔来才知山有虎,且是步步有“虎”。投出去的稿件被退了回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也知道不可能一下水就捉住鱼。可退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些沮丧。
我明白自己的短板,读书太少;拿起笔来,更知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一直生活在农村,视野狭窄,读的书太少太少;且孤陋寡闻,上中学时荒废了学业,刚刚步入社会又惨遭不幸。有语云:“多读书,方能举目千里;常读书,才能洗涤灵魂。”这话说得实在,我得从头做起,补上读书少的短板。
于是,我托同学和朋友给我找些书来读。时间充裕,而朋友找来的书有限,我就翻来覆去地读。我逮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把地理、历史课本和《动物学》都翻烂了,连一本《电工作法》也不放过。在那个年代,真正能让人感兴趣的书,说实在话,还是浩然的《艳阳天》,尽管现在有人把它说得一无是处。
渐渐地,我读出了味道,读出了意境,读上了瘾,自觉胸中天地小,书中乾坤大。待到后来,我觉得读书乃人生一大快事,可以使人在做事和做人方面获得启迪,可以让人活得通透,不再空虚。人生苦短,幸亏有了书,人类的认知才有所提高,见闻才有所增长。没有书籍的人生,如同没有窗户的房舍。倘若世间没有书,倘若我不识字,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我不敢去深想这个问题,只是庆幸我识得字,更庆幸世间有读不完的书。
有人曾多次劝我学佛信教,还有人送给我一本《圣经》,希望我能成为上帝的门徒。我背诵过《寿生经》,读过《金刚经》,也断断续续读了《圣经》,也曾去教堂听过神父布道。但我终究是个俗人,悟性也不够,最终没有成为佛门弟子,也没有成为上帝的门徒。可我在读经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应常怀感恩之心,有悲悯情怀;应该宽人律己,不做恶事,不恶言伤人,当与人为善。开卷有益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自知山高水远的生活不再属于我,因此更想以读书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脚力的不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的封皮没了,后边缺了不知多少页,纸质发黄,两个角都卷了起来,还好扉页残存,留着书名。
我最早读这本书是上初中一年级时。记得是同桌拿来了这本书,我一看书名就讥笑同桌:“咋的,想当炼钢工人?”同桌说:“炼啥钢,是本小说,你看看,挺吸引人的。”我便仔细读了,果然吸引人,记住了保尔·柯察金,这个苏联乌克兰人的名字。我后来还看过连环画版,不过也是看热闹。此时此刻我躺在病床上重读这本书,有种别样滋味在心头。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书未掩卷,我早已热泪盈眶。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把保尔这句名言郑重地写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再后来,一位朋友在西北农学院图书馆给我借了一本《真正的人》(又译《无脚飞行员》),作者是鲍里斯·波列伏依。这本书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歼击机驾驶员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在空战中双腿受伤,十八天后他爬行回到自己的营地,但从此失去了双足。失去了双足,意味着酷爱飞行事业的阿列克谢将永远告别蓝天,因而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后来在同病室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鼓励下,阿列克谢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他以钢铁般的意志,经过长期艰苦训练,终于灵活运用假腿,重返歼击机队,在卫国战争中立下卓绝功勋。
保尔和阿列克谢无疑都是英雄,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也不敢与他们相比。但我可以以他们为楷模,他们的精神我可以学习啊!我虽然身体残疾了,可与他们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他们能干的事我也可以学着干呀,为什么不呢?
我的生命走入了黑夜,黑夜里没有火炬,我只有点燃自己,才有可能走出至暗。毛毛虫可以破茧为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只毛毛虫。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五
我拿起笔来,又一次冲锋。
迎接我的依然是失败!
困难又接踵而来,“鸡屁股银行”远远支付不起我养伤的花费和我们母子的生活费。为了生活下去,我学会了玉米皮编织手艺。我编,母亲用针缝制。一个茶杯垫两毛钱,一个椅垫一块五毛钱,供销社大量收购,说是出口赚外汇。我们母子没黑没明地干,总算有点收入可以糊口。
有朋友建议我学家电修理技术,说是收入会更高一些。可叹的是家里拿不出买一套修理工具的钱,也无师可拜。还有好心人让我学习裁缝或修鞋手艺,可我的腿动不了,就是手艺高超,谁会来我家修鞋、做衣服?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昔日艰苦的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让我心酸。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坚守的信念,我被自己最初的选择诱惑着。冥冥之中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地方有一点希望之光在闪烁,我便奋力朝那个方向跋涉。
起初,母亲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有告诉她我要干什么。我知道文路极其艰难,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我不愿让母亲再一次失望。
渐渐地,母亲从我和一些同学、朋友的谈话中知道了我所要干的事情。写东西仅需要笔墨纸张,可家里困难得连这些东西都买不起。母亲为此很难过。后来,不知母亲向谁借了点儿钱,买了廉价的包装纸,裁得整整齐齐,默默地放在我面前,眼里流露出不安和歉意。
我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却喉咙哽塞,鼻子发酸,什么也说不出来。
文路崎岖,而我涉世不深、阅历浅,加之水平太低,迎接我的自然是失败。我寄出的稿子接二连三地被退了回来。每当乡邮递员送来我的信件,母亲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我,问道:“信上咋说的?还要你写吗?”
我对母亲做着笑脸,说:“信上说我还行,还要我写。”
这话是安慰母亲,也是安慰我自己。
时间长了,母亲不再问我了,从我的情绪上她就知道了稿子的结局。
每当我收到一封退稿信,母亲就默不作声地给我做点儿可口的饭菜。
母亲的鼓励尽在无言之中!
1980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本第8期《陕西青年》杂志。我很是纳闷,是不是我的文章发表了?我打开杂志就看目录,却怎么也找不见我的名字,仔细翻看杂志,终于在补白处找到了我的这篇文章《香瓜》,这篇寓言不足四百字。我很清楚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况且只有区区四百字。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激动兴奋,我写的东西终于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杂志上!
随后,我收到了四块钱的稿酬。这也是母亲在世时唯一一次看到我的劳动成果。区区四块钱,现在有谁会把它放在眼里?可当时我兴奋异常,似乎在黑夜中看到了远处的亮光,其实母亲比我更高兴。这四块钱如同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我力量倍增,夜以继日地写!写!写!
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台“葵花”牌收音机。收音机把我带进了更广阔的天地,给我寂寞的病床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家事、国事、天下事,歌声、戏声、音乐声,尽在一只巴掌大的小匣子里。收音机不仅给了我乐趣,更是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知识。俗话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我现在是躺在病床上,也知天下事。收音机经常使我忘了吃饭和睡觉。人生在世,不管潦倒到了什么地步,都应该尽可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这应该是一种精神吧。
有道是:“鸡有鸡路,鸭有鸭路,螺丝没路,只有拧着往前走。”我就是一枚螺丝,只能拧着往前走。此时此刻,我似乎从地狱之门的缝隙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希望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能使你调动起生命的全部力量而为之奋斗。
遵照医嘱,我每天拄着双拐在小院里坚持六到八个小时的功能锻炼,读书写作只能在晚上和雨天。夏日的夜晚天气闷热,蚊子成群,我趴在小木柜支成的桌上爬格子,用书本当扇子轰赶蚊子。房子已经老旧,墙皮斑驳,单薄的木板门上挂着一块百衲衣一般的门帘,冬季朔风凛冽,我裹着被子蜷缩在土炕上挑灯夜读。每年冬季电力供应不足,我们这里经常停电,一盏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挂在墙壁,灯苗如豆,闪闪烁烁,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烧焦了我的头发。真是夜夜桌前灯如昼,谁怜书生白发生。
我用残疾之躯抖动着生命的旗帜,腿不能走路就用手和脑去追。
自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死神就同我们签约,没人可以违约。每个人的最终结局相同,但生命的过程却截然不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肢体残障了并不可悲,最可悲的是精神残废。人生在世,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可悲的人。
我是我们村乃至全公社邮件最多的人。虽说乡邮递员换了好几茬,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记住了我。我的邮件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月球或者火星有编辑部,那肯定就会有我的邮件。寄出去的稿子旅行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陋室。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习作几载,废稿纸塞了几麻袋,退稿单积了一大沓,却没有一个字变成铅字,我只是成了名副其实的退稿单收藏家,我坚强的心也开始脆弱了。把失败焊接成梯子并不难,可这个梯子能否伸到成功的高地?我开始怀疑自己这条路是否走对了。可我如今这个身体状况又能干什么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走吧。生活很苦很艰辛,但只有走下去、活下去,才会有转机。生活艰苦,除了坚强,别无选择。“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这话说得好,我得有勇气和信心!
失败和挫折教训了我,使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我知道欲速则不达,便开始认真读书,苦苦思索,寻找失败的原因。残腿把我限制得太死,让我无法和外界接触,我必须扬长避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什么呢?医院、病榻,这就是我这几年的全部生活。
彷徨中我又鼓起余勇,做再次的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