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一篇 返本开新（第1页）

新时代的黄河文化传播

黄河文献考略与黄河文化传播

黄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哺育了一代代黄河流域的华夏子民。黄河河道变迁、黄河水流量变化等也深深影响着沿岸的人类群落。人们将与黄河相关的事物付诸文字，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黄河文献。《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是清代乾隆朝在修撰《四库全书》时所编撰的群书目录，清末张之洞认为读一过《总目》，“即略知学问门径矣”［1］。可见《总目》对了解中国传统典籍的重要程度。同理，研究《总目》中所记录的黄河文献，对于了解黄河文明、传播黄河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所说《总目》视阈下的文献是指《总目》收录书及存目书，其中既包括《总目》所做书目与提要，又包括这两类图书自身的全文文献。

一、黄河文献的界定及文献分类

黄河文献的界定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黄河文献是将黄河作为一个地域概念而言，即与黄河流域地域概念相关的各类文献，以及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所创作的各类文献。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于狭义的黄河文献范畴，是指将黄河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进行界定，即限定叙述视角置于黄河流域之内且叙述对象明确涉及黄河的相关文献。也就是对于黄河文献的界定是根据文献内容进行，而不是如同研究一般的地方文献那样直接将作者籍贯在某地或仕宦于某地的文献包含在内。

将黄河文献加以分类概括有利于学界对于各类相关文献的细化研究，目前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此类研究，但大多是对于某一类黄河文献而言。如钟银梅《宁夏黄河水利文献文化价值探析》将黄河水利文献体系归纳为来自水利行业“内部”和“以外”两大类，并举要说明了“工程与技术文献，历史典籍文献”［2］等七种黄河文献。牛建强、杜明鑫《先贤智慧：黄河文献的治河价值》将黄河文献分类为“混合文献类型，即包含有黄河内容的河渠类文献。专门文献类型，即围绕黄河治理或河工等形成的文献类型。图卷文献类型，即黄河治理过程中形成的黄河工程舆图”［3］三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将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黄河文献中的治河文献。本文按照《总目》四部分类的脉络，系统梳理各部著述中的黄河文献，并提出笔者对于黄河文献分类的看法。

二、《总目》视阈下四部所收黄河文献考略（一）经部文献

经部文献往往具备经学价值之外的其他文献价值，本文依据其元典文本辨析，考略相关文献是否属于黄河文献，而不仅仅将其置于经学范畴下讨论。其中，易类文献与黄河文献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列入黄河文献范畴，书类与诗类中包含较多黄河文献；其他各类涉及黄河文献之处，因数量过少，本文不作赘述。

1。易类文献与黄河文献关系考辨

易学文献在《总目》中分别著录于“经部·易类”及“子部·术数类”中。

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者多认为《易》是传承自“河图洛书”，并由此演化而来。由于易类文献往往着力于形而上的哲学研究，大多并不直接涉及地理概念上的黄河，所以并不属于本文所研究的狭义的黄河文献范畴，如《易数钩隐图·附遗论九事》《河洛真传》等书。综上所述，本文不将易类文献列入黄河文献分类范畴，下文书类《洪范》相关文献及“子部·术数类”易学文献亦然。

2。经部所收黄河文献

第一，书类文献。在先秦典籍中，黄河多被称作“河”或“禹河”，前者彰显了黄河在中国水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华文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后者则因为大禹主要生活于黄河流域以及“河”的概念受到《禹贡》影响较多。《禹贡》文本内容主要分为先秦时九州、五服行政区域概念，山川、水系地理概念以及治水功劳等五大部分，其中涉及“河”者十九处，明确指代“黄河”者十处，为黄河流域地理范围以及水系组成、水道走向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学文献依据。

除各种“书经”注解外，《总目》中以“禹贡”为名的文献就有二十三部，如《禹贡锥指》等。其他不以“禹贡”为名的书类文献也多有涉及《禹贡》者，这些文献都是黄河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黄河地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依据。

第二，诗类文献。诗类文献是指《总目》中所收以《诗》为中心，历代学者所作注解著述。《诗》中明确涉及“河”（黄河）的篇章共八首，即《新台》《硕人》《河广》《清人》《伐檀》《时迈》《般》《玄鸟》。这八首诗歌主题涉及讽刺、爱情、婚恋观、祭祀、史诗等方面，有着极高的文学文献价值，对于研究先秦礼制、先秦政治史、先秦社会生活史等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诗类文献中还有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名物解》《诗地理考》等关于名物疏证、地理考释的著述中包含有黄河的文献，它丰富了黄河文献的种类与体量。

（二）史部文献

《总目》将史部文献分为十五小类，其中黄河文献主要集中于正史类、诏令奏议类、地理类三类中，职官类、政令类、目录类中也有少量相关黄河文献。

正史类文献即“二十四史”及相关考辨文献，如“史记三家注”。古代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所以正史对于河流记录尤为重视。如《史记》列《河渠书》，“宋金元明”四史亦列《河渠志》，《汉书》列《地理志》《沟洫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书》中《地理志》《沟洫志》都有着河渠相关文献，但自《晋书》以降其他正史即便列有《地理志》（或名“地形、郡县”）者，其具体内容也多以行政区划为主，而与河渠文献没有太多关系。在正史中的这些“河渠”

文献中，包含了大量黄河河道变迁、黄河水灾及其治理、黄河生态保护等相关文献。除了专门的“志书”之外，正史中还有其他涉及黄河文献的地方。如各部史书中记录黄河水利管理职官机构以及黄河治理相关人物、事迹等相关篇章。

以上各种黄河文献同样散见于《总目》“史部·正史类”之外的其他分类之中。

诏令奏议类文献中的黄河文献集中于“奏议”部分，其中《两河经略》为明代潘季驯所作，《总目》云：“季驯先后总河务二十七年、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旨在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4］最能体现出此类文献的特点，即作者担任河道相关官员、上书内容为防治黄河水灾相关。诏令奏议类共收录各类著述一百三十五部，以黄河文献为主者共十二部，几乎占了此类著述的十分之一，可见黄河在古人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也可见黄河在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同时，其水灾也使得人们深受其苦，黄河治理与黄河生态保护成为一个关系两岸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课题。

《总目》地理类是整个《总目》视阈下收录黄河文献最为集中的一个类目，尤其是其中的“河渠”部分。而地理类叙言概括其收录文献内容、体例为：“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5］事实上，虽然《总目》将《山海经》由地理类移入小说家类，但《山海经》中同样记载着大量的黄河文献，也是记录黄河文献较早的著述。而地理类除“河渠”之外的其他部分，也多有涉及黄河文献者，如总志类《太平寰宇记》、都会郡县类《延祐四明志》等都包含有与黄河文献密切相关的内容。

《总目》地理类“河渠”小类共收录著述二十三部，存目五十二部，其中大多包含黄河文献。明确涉及黄河文献者有收录十六部，存目二十四部，占“河渠”类总数的十分之八。此类黄河文献，内容涉及以下多个方面：黄河河源及水系地理分布、黄河流域范围及其流经山脉与城池等，如《水经注》；具体治理黄河的方法，包括物料准备、人员调配、治理途径与步骤、治理图示与黄河水系图示等，如《河防通议》；河源考，如《钦定河源纪略》；黄河决堤原因考及防洪堤坝建设等，如《治河奏绩书·附河防述言》。同时，以上各类黄河文献相关著述往往并非单独涉及某一内容，而是一书涉及有关黄河的多方面内容。

（三）子部文献

《总目》所分四部中，子部收录黄河文献数量最少，且多集中于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三部分。这三个小类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收书体例都是“无所不包”又“无类可归”。也就是说，三个小类本就是在四部之内难以具体分类而被归入子部的。而子部各书涉及黄河文献者又分以下三种情况：（1）与事实相违背，如杂家类《名义考》：“论河源则全据传闻之伪。”［6］（2）从他书中搜集文献，而非原创，如类书类《骈语雕龙》等。（3）虽有相关记载但缺乏实证，如《穆天子传》等。综上所述，子部虽有涉及黄河文献者，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文献原始程度与可靠程度，都与其他部类所收黄河文献有着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