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三章 梦回朝天门（第2页）

病倒战地厕所。我们师在老山轮战两年，我待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我作为《南疆战报》社长，要负责每10天一期的报纸及时出版、发行。作为师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大量的内部材料要参与撰写。作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要努力创作一些反映战区生活的作品献给社会。几重任务，缺一不可。因此，我要主动寻找机会，跑一线，下阵地，很多猫耳洞我都钻过，很多前沿官兵都成了我的朋友。那些日子，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也总觉得自己的脑子笨、笔太拙。好在战地生活本身丰富多彩，每一个边关军人都是一本好书。我们的报纸越办越好，成了一线官兵的首选读物，军内外报刊转载我们《南疆战报》的稿件也越来越多，总政原文化部部长李瑛在给我的来信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赞扬。我参与起草的电报、经验、总结等材料多次被军区转发，撰写的论文《解析“攻心为上”》在全军获奖，集团军为此予以嘉奖一次。我先后发表了一批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有的在全国获奖，三部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四川、云南、重庆电视台播出，发表了电视文学剧本《伞莲花》，拍摄了上下集电视剧《难忘的橡胶林》，中篇报告文学《黑豹三号行动》获得广大读者好评。

就在我春风得意、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病倒了。那天早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上战地厕所，发现便血了，一时大汗淋淋，浑身乏力，起身走到厕所门口，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师医院的孙医生发现后，立即把我背进病房，输液、输血，一阵紧张抢救，我终于又睁眼看到了战区熟悉的环境。段政委来看我，说我是累垮的;政治部首长对我说:“我们研究了，准备给你挂二等功（战后兑现）。”作战结束后，我的胸前果然戴上了一枚银光闪烁的二等功奖章!这可是战功啊，我一生一世都特别看重它!

科长当年三十三

1989年10月30日。南疆。

英雄红军师奉中央军委命令，最后一批撤离坚守两年的防御战场。大山之巅，岫岚轻袅，雾若雪纱，呛人的硝烟已经缓缓散去，绿色的植被开始轻轻地覆盖战争的伤疤。

经过五天旅程，军列长啸着，抵达聂帅故乡江津站。人们沉浸在“迎头花雨洒空前，人民英雄万斯年”的感慨之中。我则在想，江津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码头，与银晓河连为一体了，我的生命也与江津连为一体了。

忠孝难双全。部队回撤后，师决定实施两个月封闭式管理，即使家在20多公里外的重庆，也一律不准回去。我很想念父母妻儿，尤其思念母亲。她才60岁，但她患有诸多严重疾病，这是一生操劳留下的顽疾。我们还在老山时，爱人多次在电话中告诉我，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要我创造机会回重庆陪陪母亲。这近乎痴人说梦，我们在前线，在生死较量的战场。尽管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但也不能陪伴母亲左右，侍奉一碗药汤。母亲是达理之人，她知道她的儿子现在最应该在的位置和做着最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介绍陕西出的一种新药，对治疗母亲的血小板减少有奇效，便邮购了三个疗程，盼望在母亲身上产生良好的效应。母亲在电话中说，吃了儿子买的药，毛病好了一大半。我知道，这多是心理上的。只要她唯一的儿子毫发无损地从老山战场回来了，比她吃什么特效药都管用。

眼看春节将到，师里安排走访地方。我陪邹云华副师长带宣传队到红阳厂慰问，受到对方的热情欢迎。当时江津轮渡没有夜航，我们晚上演出之后只好住在红阳厂招待所。正准备睡觉，接到政治部值班室几经辗转的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让我立刻回家。我坐上邹副师长的吉普车，急急火火直奔重庆。翻过歌乐山，重庆市区灯火通明，而我透过镜片看去，每一朵灯光都像一只花圈。

母亲永远离我而去了，是突发脑溢血夺去了她的生命。爱人说，给母亲换衣服时，发现我的二等功通知书和街道发的50元奖金还揣在妈妈的身上。我扑在母亲怀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辛酸的、幸福的往事在我脑海中一幕幕翻卷。那片青杠林、那座双凤山、那条银晓河……到处都能听到你呼唤儿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今天呢?眼看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你竟毫无声息地躺下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妈妈了。你那刚念小学一年级的孙子柳岸用双手抚摸着你冰冷但极慈祥的脸，一遍一遍地哭述道:“婆婆啊，今后哪个给我做饭呢?”

母亲迁来重庆后再没回过老家。14年时间里，她时常念叨着她的故乡，怀念她熟悉的亲人。我将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也算了却她的一片夙愿。在母亲的墓碑上，镌刻了一首我献给母亲的小诗:

常忆少时万千事，

慈母唤儿声声高。

情长恩深不图报，

人间最是妈妈好。

每年春节，我都要带上妻儿回老家陪一陪母亲的亡灵，拔一拔坟头的荒草，擦一擦沾上泥灰的墓碑。每次伫立在母亲坟前，仿佛都能听到她轻轻的嘱告:“儿啊!你要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不论你走多远，你的前胸后背都映着妈妈这双眼睛。”

年年先进科。1990年4月初，师党委决定我代理组织科长，因为我当时任正营职不满两年，直到当年10月才下了副团职组织科长任命。负责组织科工作五年间，我抱定一个信念，让组织科始终成为师机关的先进科，各项工作都要做得有声有色、出类拔萃。抓“两校一团共学雷锋、共育新人”活动，军区在我师召开现场会，团中央、总政治部给予高度肯定;抓党委支部建设，我们逐团过、重点帮，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为师党委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师领导在多次会议上对我们提出表扬;抓政工干部培训，组织科一马当先，做方案、搞活动、抓辅导、写总结，年年有新意，年年有发展;抓先进典型，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批典型单位和个人巡回宣讲，给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标杆。同时牵头总结表彰了唐代平、梁强的事迹，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抓文字材料，不论领导讲话、情况报告还是经验总结、研究文章，我们每一篇都认真对待，从不草率应付，每年都有不少材料被上级转发或刊用。我要求组织科每个同志都要写报道，自己做的工作自己写，每年都要上很多新闻稿件，每年都是师的新闻报道先进集体。五年时间里，组织科在年终总结时，都被师评为先进科。而每次要奖励我个人时，我总是请求首长把奖励给其他同志。因为我们主管奖励工作，必须有这样的风格。再说，我已经有过二等功、三等功，不给奖励照样努力工作。一个人从本质上讲，往往都喜欢听好话、受表扬，但在某些情况下，在特定环境中，获得未必就是好事，放弃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情注选才育人。我知道，要使组织科永远处于先进行列，必须有一个素质过硬的人才群体作支撑，要做到个体优化进而实现整体优化，首先应当选准人才。师和部的领导非常开明，放手让我们自己去挑选，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刘诚、邢祖元、黄国林、时天聃、陈启琳、史友国……他们都是我当组织科长时选调来的，现在都成了领导干部，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时，组织科有一个新进来的干事，干工作马马虎虎，材料写不好，业务素质差，而看足球可以通宵达旦，踢足球可以整天撒欢。我和正营职干事靳涛约定，用一个星期时间，上午靳干事跟他谈，下午我跟他谈，晚饭后逼他和我们一块在办公室学习，终于使他认识了问题，知耻后勇，奋起直追，现在这位同志也是正团职军官了。为了把全师组工干部队伍搞坚强，我们组织科每年都搞业务培训、函授作业、以会代训，每次下部队，都注意和组织股的同志交流学习、思想和业务工作情况，讨论材料和写材料时都坚持带上他们，使之进步很快，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好。

我到师里任副政委时，发现除我任过团政委的109团外，其余四个团的政委、主任都是我当组织科长时组织战线上的老部属，心里特别慰藉，一股新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想，这也算得上是对红军师的一份贡献吧?不论他们今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论他们是否还曾记得起我，只要我曾在他们身上花过心血，只要他们能够不断成长进步，这就够了，足够了!

南京“充电”。1993年，《解放军报》发起“双拥征文大奖赛”活动，我写了一篇名叫《船工道情》的特写，结果被评为一等奖。1994年1月在苏州开完颁奖大会后，我从南京机场登机返回重庆。那些天南京正下大雪，冷得让人心烦意乱。我在心里说，这地方，以后再也不要来了。谁知春节刚过，段树春政委就告诉我，师党委研究了，你今年到南京学习一年，这叫中培，以后提升必须具备这个条件。

时隔一个月，我再返南京，雪还没化，天照样冷，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国际关系、市场经济理论、军队政治工作……这些诱惑力极强的课程，使我如醉如痴;参观华西村、走访南京军区“迎外旅”、见学“硬六连”，更使我大开眼界。我十分珍惜一年的学习机会，很多同学利用节假日跑上海、去杭州、爬黄山，我一则懒动，二则想多看看书，写点东西。一年下来，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还读了大量的书籍，记录了11本笔记，发表了三篇论文和一篇小说。毕业时，学院给我记了嘉奖，作出了“提职使用”的鉴定。

带着新学的知识，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更带着建设部队的雄心壮志，我兴高采烈地返回了江津，走上了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领导岗位。年底，又郑重地向师党委请求，把我平职交流到团政委的位置上，我想当主官，我要试一试自己率领一个团队的本领。

1996年4月1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政委张志坚发布命令，任命我为109团政治委员。天哪!真去当政委了，那可是红军团啊!我行吗?

龙腾军威

109团是红军团，红军团在铜梁，铜梁是远近闻名的龙乡。

在祖先的梦幻里，龙是安宁与吉祥，龙是幸福与希望。它伴随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艰难脚步，从蒙昧走进文明，从神坛走向民间。

从此，龙与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联在一起，与华夏民族灿烂的文化联在一起，与华夏民族创造未来的拼搏精神联在一起。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飞动，永远年轻，永远激励和召引人们奋勇向前!

发掘“富矿”。红军团诞生在烽火硝烟的黄麻起义，至今仍保留一个完整的红军团机关和16个红军连队，在全军都是极为罕见的。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转战大半个中国，打过无数硬仗恶仗，产生过104名将军，为中华民族立下过不朽功勋。这是一座可供后人用之不竭的富矿啊!你无法想见在这样的红军团、百将团担任主官有多么荣幸!

到任不久，我决心打好“红军团”这张王牌，努力发掘“红军团”这座富矿，以此来凝聚官兵、激励人心。很快，我们编写出版了团史第二、三卷，编印了红军团纪念画册，制作了“红军团”“百将团”两面红旗和纪念碑，花50万元修缮了团史馆，各连也建起了连史室、荣誉碑。我多次向军区和军师报告并最终被批准将红军团的诞生时期恢复到了1927年11月13日。把红军团团歌唱起来，把红军团团旗打起来，成了红军团的一道特殊风景。我随之提出在全团开展“熟悉团队历史，熟悉光荣传统，熟悉英雄模范，熟悉著名战例，熟悉自我职责”的“五熟悉”活动，成了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团兴我荣，团衰我耻”，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为“红军团”增辉，为“百将团”添彩，是官兵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集团军邱政委到任后第四天就赶到我们团，听取汇报后称赞道:“你们用红军团的荣誉来凝聚人心，抓住了关键。这是你们独有的品牌，要利用好，充分发挥品牌的作用;要发扬好，确保品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心想这第一炮可是打响了，往后呢?晚上，邱政委参观团的文化活动中心，我们请他唱一首歌，他说就唱《把根留住》吧!一曲终了，我在心底说:“首长呃，你这良苦用心我明白了。

我会扎根红军团，建设好红军团，你就放心吧!”

身正如令。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单位的主官，只有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才具有无穷的感召力。在红军团整整当了五年政委，我一直很注重自身的良好形象，用无声的命令去影响和带动全团官兵。到团工作后，我连续三个月没回一次重庆的家。

每到双休日，我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到基层连队去，熟悉所有干部，熟悉每个连队。我不能拖延这个过程，我要尽快缩短它，尽快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年，我儿子刚从小学被保送进省重点中学18中，由于缺乏家庭管束，他的成绩急剧下降。老父亲和我爱人都埋怨我、指责我，我也感到深深的内疚，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在给儿子的信中，我向他表示了歉意，儿子似乎一下懂事了，从此发奋读书，成绩一直不错，终于以高出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很多的优异成绩被重庆大学录取。为了安心部队工作，我回家同爱人商量，把她从重庆调往铜梁工作。爱人开始想不通，后来愉快地走出大城市，来到渝西铜梁工作，我也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团队建设了。师团的领导们劝我说:“出来容易回去难，你要三思而行啊!”我只是淡淡一笑。牺牲奉献，这是军人的本分。

我父亲在1995年患过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恢复了健康，但1996年夏天复发脑溢血，我只能请人到重庆大坪医院照顾，父亲住院一个星期后，我才借到师开会时顺道回重庆看望他。父亲是老党员、老干部，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他用不太流利的语言催我回到团里，说我带一个团不容易，不要分心。现在想起来，既很愧疚也很感动。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当晚我便赶回了团里。五年中，我带头交纳伙食费、房租水电费;慎交朋友，从不进非健康娱乐场所;不论光缆施工还是野外拉练，都坚持站排头，和基层官兵一样严格要求;遇到请客送礼，通常是先拒绝，再说服教育，对反复上门送礼者，则严肃批评，有时也一顿臭骂。我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多次讲过，干好本职工作是对领导最大的尊重，一个人的进步全靠自身素质，希望大家自重，也从政治上真正关心我，千万不要害我再回双凤山下挖红苕。我始终觉得，一个团的主要领导，要犯错误是很容易的。你收了下级的礼，下级就会看低你的人格，你收了地方老板的礼，他就会看低军队的形象。而最终倒霉的，还是你自己。价值观决定人生观。

在“富得只剩钱”和“穷得拥有天”之间，我始终选择后者。

我十分欣慰的是，干了五年主官，每年上级来考核班子，全团官兵对我的自身形象是肯定的、赞颂的，我也因此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批评、处分过一些干部，虽然时显粗暴，得罪过部分同志，但上级从没有收到过一封对我的告状信。“达到这个地步，没有很好的形象，恐怕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位上级首长与我谈话时讲到的。

房地产互换达双赢。109团营房破旧、驻地分散、管理不便，这是上上下下的共同感觉。有两个笑话为证:一是城关一小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营区，几百师生浩浩荡荡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二、三营，老师手指破烂不堪的士兵宿舍，用半导体喇叭讲:“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红军团，这就是解放军叔叔们住的地方，你们说，叔叔们的被子为什么叠得那么好啊?”一个小男生举手回答:“是天花板掉下来压的。”好多师生都笑了，而我们陪同的官兵抬头看看那残缺不全的房顶灰板，心里却酸酸的。二是有一年，老军长闫守庆到团里检查工作，发现街上来来往往很多兵。

首长生气了，叫过来虎着脸一顿批评。虽然有的是取报纸，有的是到团里开会，但战士们还是立正站好，听首长的训导。老军长有个特点，他批评人或是听汇报时总爱闭上双眼，把头昂着偏向一边。他还在谆谆地教诲，还在狠狠地批评。这时，他老伴冲几个吓得发抖的战士直努嘴，示意他们快跑。过了一会儿，军长的老伴才说:“你还在念什么经哟，赶快上车走吧，孩子们早就跑光了。”军长知道，这一定是他老伴干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