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父亲葬礼结束后,我第一次提出离婚,陆以寒头一回露出温顺皮毛下的尖牙。
也是那时,我就起了警惕。
上官家于我不再是庇佑所,而是又一个一触即发的斗场。
我不能去赌别人的善良,我不能让我腹中的孩子有半点差池。
为此,我做尽了最坏的几种预案。
无非胎死腹中,或母子俱损,再或者杜鹃换子。
所以,我早在各方面都做好了防备。
我很庆幸,我押中了题。
陆以寒在收买助产士时,如我所料收买到了李月娟头上。
我将计就计,将时安换成了死婴。
真正的时安则被连夜送往海外,附带的只有我匆匆写下的一张字条。
沈月娟告诉陆以寒我诞下死婴,正中他下怀。
他果然喜不自胜,将文婷的孩子抱来替换到我身边。
沈月娟带着陆以寒的一百万,和另一张一千万的匿名支票,远走异国。
我抹去她的全部痕迹,也成功将陆以寒的“儿子”捏在了手里。
那时我以为不过是短暂的分别,只要等我夺回全部股份,甩开陆以寒。
很快,我就可以和女儿,和时亦团聚。
然而,我到底是低估了陆以寒的不择手段,高估了自己的状况。
生育后激素水平的变化带来的后果是可怕。
加之短短半年时间发生的太多令人心力交瘁的事情,我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开始接受精神类治疗。
我太心急了,甚至等不及自己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