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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国家与人(第2页)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6]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青铜时代之后,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有点像希腊的英雄时代。[7]

至于黑铁时代,恐怕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先秦诸子中,主张霸道的是法家,主张帝道的是墨家,儒家则主张王道。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生活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众所周知,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在荀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两腿直立遍体裸露(二足而无毛),而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才最为高贵。[10]

所以,人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领导。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就能结成群体并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生存。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2]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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