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一百平方公里。但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两次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3]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谁必须独立?从哪里独立?
每个个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是依附于酋长,然后是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所有的依附对象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把大批的物质倒来倒去。
这就有了三个前提,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
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不回来。
那好,我们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独立的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思想、言论、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4]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