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的各个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被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同样并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