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年间,天津地区流传着八大离奇案件,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杨三姐告状”。故事发生在滦县甸子村,杨二姐与狗儿庄高占英自小便被定下娃娃亲,成婚后不久,杨二姐突然血崩而亡。杨三姐陪伴母亲来到高家料理后事,却发现二姐右手手指有伤,断定其中必有猫腻,于是直奔滦县县衙,状告高占英。哪知高家财大气粗,早就买通了县衙帮审,公然偏袒高占英。杨三姐一怒之下,直奔天津,将状纸递到直隶高等审判厅,并直接面见警察厅长杨以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冤情。杨以德闻之动容,立即派人开棺验尸,赫然发现死者腹部有刀伤。高占英见状,只好招认自己与五嫂私通,合谋害死了杨二姐。最终,高占英被判处绞刑。这段公案被唐山警世戏社班主成兆才改编成评剧《枪毙高占英》,后又更名为《杨三姐告状》,至今仍在舞台上长演不衰。
故事中,有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杨以德。杨以德乃天津本地人,祖上曾是盐商,到了他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小时候,他在东南角二道街的同宗富商杨绍溪家当守夜打更、干杂活的小伙计,人送外号“杨梆子”。后来经人引荐,他在老龙头火车站找到了检票员的工作。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杨以德趁乱捞了不少外快,用这笔钱打通关节,混进了探访队。
那时,天津有个飞贼张三立,身手矫健,擅长飞檐走壁,专门洗劫大户人家,官府捕快对其束手无策。杨以德心生一计,找到几家当铺,叮嘱掌柜:若张三立来销赃,务必拖延时间,及时报官。果不其然,不久后,杨以德在一家当铺成功抓获张三立。盗窃罪虽不重,但杨以德却将张三立收为己用,让他当了线人。自此,杨以德屡破奇案,仕途一路飙升,从探访队管带升至探访局总办,最后竟坐上了北洋警务道台的宝座。
那时的天津卫,被一帮混混儿搅得乌烟瘴气。他们霸占市场,没事找茬,欺负老实巴交做生意的百姓。别处的流氓地痞,要么破口大骂,要么动手就打,能动手的绝不哔哔。可天津卫的混混儿不同,他们玩的是“以挨打换讹钱”的套路,你要是没把他打死,他能跟你耗一辈子,你若真把他打死,恭喜你,你摊上人命官司了。
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整顿社会治安,打算清理这群混混儿。可混混儿压根不怕上公堂,一进衙门,往地上一趴,任由差役一顿乱棍伺候,非但不求饶,还喊着“过瘾,再来一顿”。杨以德琢磨出一招,对付混混儿不打不骂,直接送他们进站笼。这站笼,又叫立枷,堪称清代仅次于凌迟的酷刑。一个木头笼子,上端是枷,卡住脖子,脚下垫着一摞砖头。抽走砖头,人只能踮脚站立,脖子被持续拉伸。这招虽不至于立马要命,但那滋味儿可不好受,除了极少数硬汉能扛得住,大部分混混儿都得乖乖求饶。求饶之后,杨以德还有杀手锏:让他们钻青楼女子的裤裆。这招够损,钻过裤裆的混混儿,这辈子算是彻底栽了,哪还有脸再混江湖。
杨以德既保护了商家,又维护了官面,但也不能把混混儿得罪得太狠。收拾了一大批土混混儿后,天津卫的市面总算太平多了。剩下的混混儿,全成了杨以德的铁杆粉丝,没人敢不给他面子。
1917年,一战硝烟散去,直隶交涉员黄荣良携手杨以德,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天津德租界的工部局与巡捕房,霸气宣告:德租界,现在改名天津特别第一区,设立管理局,杨以德出任局长,黄荣良担任副局长。三年后,这对黄金搭档再度出手,成功收回俄租界,又立下一功。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甭管谁坐庄,杨以德始终稳如泰山。他身兼多职,直隶警务处处长、天津警察厅厅长、北洋行营营务处处长、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天津工程处处长,全都是他。为啥?因为他杨以德在天津卫那是“一霸手”,大小事务离了他,还真就玩不转。他筹钱疏通海河,拓宽马路,八国联军一闹腾,把鼓楼给糟蹋了,1921年,当地士绅发起重建鼓楼的倡议,杨以德作为工程处处长,全程操刀,新鼓楼拔地而起,重现往日辉煌。
但俗话说,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段祺瑞执政时期,杨以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直隶省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天津警察厅长,达到人生巅峰。然而,好景不长,他保举亲信白振镛接任天津县长,现任县长张仁乐也不是吃素的,人家跟东北王张作霖是哥们,还傍上了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棵大树。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杨以德派保安队包围县署,张仁乐淡定拨通李景林的电话,一个营全副武装的士兵瞬间到位。杨以德一看势头不对,只好鸣金收兵。但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张作霖直接给段祺瑞打小报告,要求免去杨以德所有职务。毕竟光棍儿难敌势力,杨以德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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