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4章（第3页）

△《欧阳行周集》十卷（福建巡

抚采进本）

唐欧阳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举进士。官至四门助教。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贻孙序，称韩侍郎愈、李校书观洎君，并数百岁杰出。今观詹之文，与李观相上下，去愈甚远。盖此三人同年举进士，皆出陆贽之门，并有名声。其优劣未经论定，故贻孙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实有古格，在当时纂组排偶者上。韩愈为《欧阳生哀辞》，称许甚至，亦非过情也。《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辨函髻之诬。考《闽川名士传》，载詹游太原始末甚详。所载《孟简》一诗，乃同时之所作，亦必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至宋犹隶乐籍，珍藏詹之手迹，博尝见之。则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於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惟王士祯《池北偶谈》摘其《自诚明论》，谓“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诸句，以为离经畔道，则其说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学者论多驳杂，难以尽纠。亦存而不论可矣。

△《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李观撰。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人。李华之从子也。贞元八年登进士第。九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子校书郎。年二十九卒。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李华传》内。韩愈为志其墓，文载《昌黎集》中。是集前三卷为大顺元年给事中陆希声所编，希声自为之序。后为《外编》二卷，题曰蜀人赵昂编。希声后至宰相，昂则未详其仕履。晁公武《读书志》称昂所编凡十四篇。此本阙《帖经日上王侍御书》一篇，又时时有阙句阙字。盖辗转传写，脱佚久矣。观与韩愈、欧阳詹为同年，并以古文相砥砺。其后愈文雄视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仅存。论者以元宾蚤世，其文未极。退之穷老不休，故能独擅其名。希声之序则谓“文以理为本，而词质在所尚。元宾尚於词，故词胜于理；退之尚於质，故理胜其词。退之虽穷老不休，终不能为元宾之词。假使元宾后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质”。今观其文，大抵琱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殆与刘蜕、孙樵同为一格。而镕炼之功或不及，则不幸蚤凋，未卒其业之故也。然则当时之论，以较蜕、樵则可，以较於愈则不及。希声之序为有见，宜不以论者为然也。顾当琱章绘句之时，方竞以骈偶斗工巧。而观乃从事古文，以与愈相左右。虽所造不及愈，固非馀子所及。王士祯《池北偶谈》诋其与孟简吏部、奚员外诸书如醉人使酒骂坐，抑之未免稍过矣。惟希声之序称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品题颇当。今并录之，以弁於篇首焉。

△《孟东野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孟郊撰。郊字东野，武康人。贞元中举进士。官溧阳尉。事迹附载《新唐书韩愈传》。愈集中《贞曜先生墓志铭》，即为郊作也。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称世传其集编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所纂凡二卷，一百八十篇。取

韩愈赠郊句，名之曰《咸池集》。自馀诸家所杂录，不为编帙，诸本各异。敏求总括遗逸，删除重复，分十四类编集，得诗五百一十一篇。又以杂文二篇附於后，共为十卷。此本卷数相符，盖敏求所编也。

郊诗托兴深微，而结体古奥。唐人自韩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苏轼“诗空螯小鱼”之诮，始有异词。元好问《论诗绝句》乃有“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之句。当以苏尚俊迈，元尚高华，门径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诗品格，不以二人之论减价也。

△《长江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贾岛撰。岛字阆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返初服，举进士不第。

坐谤责授长江主簿，终於普州司仓参军。岛之谪也，《唐书》本传谓在文宗时，王定保《摭言》谓在武宗时。晁公武《读书志》谓长江祠中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遂宁刊本首载此制，二人皆辨其非。今考集中卷二有《寄与令狐相公》诗，不署其名。卷五有《送令狐綯相公》诗，卷六有《谢令狐綯相公赐衣九事》诗，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诗二首，则显出綯名。考綯本传，其为相在大中四年十月，与石刻墨制年号相合。然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年谱在元和六年。本传载岛卒时年五十六。从大中九年逆数至元和六年，凡四十五年。则愈赠诗时，岛才十二岁。自长江移普州又在其后。则愈赠诗时，岛不满十岁。恐无此理。今检与綯诸诗，皆明言在长江以后，尚无显证。至送綯诗中有“梁园趋旌节”句，又有“是日荣游汴，当时怯往陈”句，当是楚镇河中之时。若綯则未尝为是官，岛安得有是语乎？知原集但作“令狐相公”，遂宁本各增一“綯”字，以迁就大中九年之制。经晁、陈二家辨明，故后来刊本，削去此制。而诗题所妄增，则未及改正耳。晁氏称《长江集》十卷，诗三百七十九首。

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仅佚其一，盖犹旧本。《唐音统签》载岛《送无可上人》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绝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晁氏其并此数之为三百七十九耶？集中《剑客》一首，明代选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惟旧本《才调集》“谁有”作“谁为”（案为字去声）。冯舒兄弟尝论之，以“有”字为后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谁为”，然则犹旧本之未改者矣。

△《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李贺撰。贺事迹具《新唐书文学传》。案贺系出郑王，故自以郡望称陇西。实则家於昌谷。昌谷地近洛阳，於唐为福昌县，今为宜阳县地。集中屡言归昌谷。宋张耒集有《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宅》诗。又《福昌怀古》诗中亦有《李贺宅》一首。其明证矣。《幽闲鼓吹》称贺遗诗为其表兄投溷中，故流传者少。然但谓李藩所收耳。其沈子明所编、杜牧所序者，实未尝亡。牧序述子明之书，称“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厘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则卷帙并贺所手定也。唐、宋志皆称贺集五卷，较牧序多一卷。检《文献通考》始知为集四卷，外集一卷。吴正子《昌谷集笺注》曰：“京师本无后卷。有后卷，鲍本也。尝闻薛常州士龙言：‘长吉诗蜀本、会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云云。盖外集诗二十三首，合之则为二百四十二，除之则为二百一十九。实即一本也。惟正集较杜牧所序少十四首，而《外集》较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跋少二十九首，则莫可考耳。《乐府诗集》载有贺《静女春曙曲》一首、《少年乐》一首，今本皆无之。得非伯思藏本所佚耶！”正子又谓外集词意儇浅，不类贺作，殆出后人摹仿。然正集如《苦篁调》、《啸引》之类，句格鄙率，亦不类贺作。

古人操觚，亦时有利钝。如杜甫诗之“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使非刊在本集，谁信为甫作哉！疑以传疑可矣。

△《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西泉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辰翁所评《班马异同》，已著录。

正子则不知何许人。近时王琦作《李长吉歌诗汇解》，亦称正子时代、爵里未详。

考此本以辰翁之评列於其后，则当为南宋人。又《外集》之首，注称“尝闻薛常州士龙言”云云。士龙为薛季宣字。据《旧录解题》，季宣卒於乾道九年。则正子亦孝宗时人矣。注李贺诗者，明以来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随、陈愫、陈开先、杨研、吴甫六家之《辨注》，孙枝蔚、张恂、蒋文运、胡廷佐、张星、谢启秀、朱潮远七家之评。王琦又采诸家之说，作为《汇解》。递相纠正，互有发明，而要以正子是注为最古。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於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称其少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而诸家所论，必欲一字一句为之诠释，故不免辗转轇轕，反成滞相。又所用典故，率多点化其意，藻饰其文，宛转关生

，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瓈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瓈声，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循文衍义，讵得其真？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说，而改“塞土”为“塞上”，引《隋书长孙晟传》“望见碛北有赤气，为匈奴欲灭之徵”。此岂复作者之意哉！正子此注，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凿其说，犹胜诸家之淆乱。

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惟评贺诗，其宗派见解，乃颇相近，故所得较多。今亦并录之，以资参证焉。

△《绛守居园池记注》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樊宗师撰。元赵仁举、吴师道、许谦注。宗师始末具韩愈所作墓志中。是文乃长庆三年宗师官绛州刺史，即守居构园池，自为之记。文僻涩不可句读。董逌《广川书跋》称：“尝至绛州，得其旧碑。剔刮劘洗，见其后有宗师自释。

然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仍不尽可解。故好奇者多为之注。”据李肇《国史补》称，唐时有王晟、刘忱二家，今并不传。故赵仁举补为此注。皇庆癸丑，吴师道病其疏漏，为补二十二处，正六十处。延祐庚申，许谦仍以为未尽，又补正四十一条。至顺三年，师道因谦之本，又重加刊定，复为之跋。二十年屡经窜易，尚未得为定稿。盖其字句皆不师古，不可训诂考证。不过据其文义推测，钩贯以求通。一篇之文仅七百七十七字，而众说纠纷，终无定论，固其宜也。以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亦存而不弃耳。宗师别有《越王楼诗序》，其僻涩与此文相类。计有功《唐诗纪事》尚载其文。诸家未注，盖偶未及检。国朝仁和孙之騄始合二篇而注之，题曰《樊绍述集》。今别著於录云。

△《王司马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王建撰。建字仲和，颍川人。大历十年进士。大和中为陕州司马。据《文献通考》，建集十卷。此本为国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体二卷、近体六卷，盖后人所合并。前有介祉序，谓虞山毛氏曾有刊本行世，校对亦未尽善。至《宫词》自宋南渡后逸去其七，好事者妄为补之。如“泪尽罗巾”，白乐天诗也；“鸳鸯瓦上”，花蕊夫人诗也；“宝帐平明”，王少伯诗也；“日晚长秋”与“日映西陵”，乐府《铜爵台诗》也；“银烛秋光冷画屏”与“闲吹玉殿昭华管”，皆杜牧之诗也。独《杨升菴集》中别载七首，云“得之古本，今录於后”云云。介祉所论，盖本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其考证皆精确。惟杨慎之言多不足据，石鼓文尚能伪造，何有於王建《宫词》。介祉遽从而增入，未免轻信之失。至於《伤近而不见》，乃《玉台新咏》旧题，此本讹为《伤近者不见》。《江南三台》，名见《乐府诗集》及《才调集》，此本讹为《江南台》。亦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讥毛本。但取以相较，犹为此善於彼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