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非常多,是名副其实的「百变谍王」:
在革命早期,他在法场用潜藏的身份救过人;
在长征期间,他用情报为我军夺城开路;
在抗战期间,他在敌区开厂作为我方联络点;
在抗战结束时,他一次性为我方获得日寇军火六十车;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组建覆盖中统、军统的谍报系统,为我方提供大量至关重要的情报……他还曾经是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知道要救的人竟是他后,南京地下组织很是振奋。
同时也更加慎重,他们做出了如下安排:
联络潜伏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同志,密切关注监狱内近期的犯人情况;
安排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统战人士发动舆论攻势,尽可能给敌人最后迫害我方人员增大阻力;
两手准备,同时制定从内到外的越狱计划和从外到内的救人计划。
但敌人看守极为严密。
我方费劲波折,让张育民成功进入监狱。
但她没能见到王瑞昌同志,只带出一件他的大衣。
大衣
救援王瑞昌的各项行动持续到南京解放。
我方接管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寻遍监狱各处,都没有找到王瑞昌同志。
对监狱之前的资料进行查询、人员进行审讯,也没有什么线索。
不过从这些调查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发现——
那就是并没有王瑞昌同志被害的记录。
以当时的猜测,王瑞昌同志很可能被敌人转移到了他处。
随着全国解放,王瑞昌同志始终没有再出现。
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下令各方寻找,还是没有结果。
直到1951年,上海公安局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