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3 章（第1页）

分子，顿时使得寂静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胡适步入政坛，他曾在自己的自述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往后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有了很大的成见，并写了不少的讽刺、批评胡适的文章，甚至连鲁迅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都被批评为「也不见得好」了。

胡适面对鲁迅的讥嘲和批判，他从来不接招，总是以沉默来应对。1929年9月4日，胡适曾在给周作人写的一封长信中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0年，胡适率领新月社成员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了一次人权讨论热潮，并大力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的问题。随后，《新月》杂志因为惹怒国民党政府就被查封了。然而，不甘心的胡适紧接着又创办了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并说道：「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除此之外，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年年末，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知难行难》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并署名为佩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五

1932年底，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该组织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

panclass=”fw-cl“>：「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

没过多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该同盟组织。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胡适就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政治犯的情况。

1933年1月31日，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三人在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特意前去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

其实，此次视察对于监狱当局来说确实挺出其不意的，而胡适他们也从监狱中了解到关押政治犯的详情，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各种意见。当时，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对于胡适他们所提的意见，还特意回信表示道：「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

对于此次行动的成果，胡适本来是满意的，然而1933年2月4日，胡适突然收到史沫特莱的一封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一封英文信件，以及一份《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

在来信中，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特别嘱咐北平分会要立即向北平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并废除各种私刑，以及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

然而，在收到来信的四天前，胡适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并认为该监狱虽然有些小瑕疵，但依旧不失为一所「文明的监狱」。因此，胡适认为该控诉书应该是纯属他人捏造，完全和他调查的情况严重不符。于是，胡适当天就给蔡元培和林语堂严肃地写信道：

「我读了此三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地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控诉书）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