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胡适本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但由于各种事情,一直拖延好几年都没有写成。三年后,鲁迅出版了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看到这部作品时,他不仅没有心生妒忌,反而还抱以热情的帮助和夸赞。
鲁迅在创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他曾多次征求胡适的意见,并引用胡适的考证材料。胡适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他和鲁迅之间的友谊描述过:「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鲁迅对于胡适提出的意见,也会认真地采纳,并曾回信写道:「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后来,对于这部《中国小说史略》的诞生,胡适还曾在自己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三
1922年,胡适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钞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他在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由此可见,胡适时当时最早认识鲁迅小说价值的人之一,并且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同年5月17日,胡适正在家中看书,突然听到电话响起,便接通电话问道:「哪位?」
电话那头不急不慢地反问道:「你是胡博士?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很不耐烦地回复道:「我听不出来。」
然后,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一阵欢笑声,并缓慢地说道:「甭猜了,我是宣统啊!」
胡适听完词话,瞬间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宣统?皇上?」
原来,溥仪在宫中刚安装了电话,然后他就查询电话簿直接打给了胡适。溥仪本来是打着玩的,后来却对胡适说:「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想都没想就应声答应了,于是,他就真的去见了溥仪。
胡适和溥仪见面的消息传出后,谁曾想竟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过度解读。由于这次会面的双方,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他们的会面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一时舆论哗然,甚至许多报纸以「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节」、「胡适要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标题进行大肆报道。
面对众人的非议,胡适只好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发表于《努力周报》上进行澄清事实,并在文中感叹道:「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
此时的鲁迅依旧和胡适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他还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文中,极力称赞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并说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很多」。当鲁迅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他对胡适盛赞道:「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除此之外,鲁迅还曾对《新青年》时期的胡适评价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然而没过多久,由于胡适主张青少年应该埋头读书,少参与政事的观点,以及他宣扬「好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地,鲁迅和胡适之间逐渐产生分歧,两人的政见和观点不合,两人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四
1925年,鲁迅和胡适的矛盾正式爆发。此时的鲁迅逐渐从政治走向民间,用文章传达着民间的疾苦,并为最底层的人民发出心中的声音;然而此时的胡适则从书斋走向政界,正式开启了从政之路,并希望借此来开启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此以后,两人从战友开始变为敌人,鲁迅还特意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
就这样,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批斗者,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他们两人开始站在人生的对立面,并以各自为中心,开始集结一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