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这次聊天给了赫西信心。因为他总是担心,广岛已经成为历史,没有人再关心了。
SCAP的审查需要时间,赫西不能白白等待。
他以上海为基点,游历了长江,为他的长篇小说《一颗鹅卵石》积累了素材;同时,他也取得了美国海军中国部队的认可,能够乘坐美国的坦克登陆舰前往华北地区。
结果,他染上了流感,不得不改乘一艘驱逐舰,回到上海。
这次经历,对赫西而言,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养病期间,善良的船员怕他无聊,给他送来一本小说《圣路易斯雷之桥》。
这本小说写于1927年,讲述了五个秘鲁人,因峡谷上的吊桥断裂而全部遇难的故事。
赫西躺在床上,陷入阅读的狂热之中,慢慢地,他终于找到了讲述广岛的风格!
他将像这本小说一样,不耽于抽象的统计数据,不迷恋煽情的遣词造句,而是冷静、克制,将焦点放在少数几个受害者身上。他决定采用小说的写法来写新闻。
他想到,不能再让读者置身事外了:
「我的希望是,读者能够成为这些人物(那些原子弹的受害者),承受一些痛苦,一些灾难。」
他要给特定的几个人物特写,让读者跟随他们各自的人生路径,一起走,一直走到命运的交叉点——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
后来,这种写法被称为「新新闻主义」,而赫西也因此备受推崇。
似乎正是从上海开始,赫西就坐上了直通成功的好运电梯。他不仅找到了风格,还通过了审查。
1946年5月13日,他终于收到了SCAP新闻办公室的电报,「不反对约翰·赫西作为记者进入」。
好运继续眷顾善良的人。赫西进入广岛后,发现到4月份为止,美国的军事人员已经基本都迁出去了,留下的那些美国宪兵对记者采访谁,没那么多限制。
而且,官方允许他可以在广岛停留14天,而不是短短几个小时。
但14天根本不算多。14天,要找到足够的采访对象;14天,要让受伤的平民对轰炸他们的「敌国记者」敞开心扉,太难了,赫西担心自己做不到。
一到广岛,他就开始拼命工作,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也许是因为行动是驱散焦虑的唯一良药。
赫西先找到教会,耶稣会的德国籍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给了他很大帮助。
神父不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给赫西介绍了其他采访对象,并且担任翻译。
这两个星期,赫西说话不多,他全神贯注地倾听,沉默地奋笔疾书。得益于9年前,给作家刘易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担任助理的经历,赫西学会了速记。
速度、坦率、谦卑、发自内心的同情,也许再加上超过一米八的帅气外表,赫西赢得了受害者的信赖。
他们的经历太血腥、太沉重,时常让听的人无法承受。赫西太沉浸于过程,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究竟采访了多少人,他后来说,也许是25个,也许是50个。
赫西用实地采访证明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在展现个人命运时,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是的,要求人们去理解「原子弹在广岛造成的死亡超过78000人,受伤84000人,失踪13983人,市中心90%以上的人口丧生」,太苛刻了。
这些数字就跟石头一样冰冷无情。
但是人们会理解一名被遗弃等死的少女,一名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救人的医生,一名背上教友一起逃命的神父,一名在废墟中挖出三个孩子的寡妇,一名被冲击波打进河里的私人医生,还有一名淡定地和妻子告别,然后回到现场救人的牧师。
这六个人物,后来成了《广岛》的主角。
从左至右依次为少女佐佐木敏子、医生佐佐木辉文、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3个孩子的母亲中村初代、私人诊所医生藤井正和、牧师谷本清
到了离开广岛的这一天,赫西站在荒凉的火车站台上,包里装满了采访资料。
他没有趁着情绪高昂,立刻把稿子写出来。为了逃避SCAP审查新闻稿,他决定回到纽约再开始写。
采访资料很沉重,他的内心也很沉重。一张张受害者的脸孔,就像火车一样,呼啸着碾压过他的灵魂。
最终,佐佐木敏子的脸,定格在他的脑海里。爆炸发生的瞬间,房梁压垮书架,书架埋葬敏子。
她才19岁。赫西想到,多么讽刺啊,书籍,人类文明的结晶,却和原子弹一起,反噬我们自己。
他已经想好了,要以敏子的故事作为开头。
三、原子弹爆炸
爆炸倒计时5个小时,凌晨3点,敏子挣扎着从睡梦中爬了起来。她得为全家五口准备饭菜,包括在儿童医院住院的弟弟和照顾他的母亲。
战争爆发,医院已经不提供饭菜了。敏子得为他们准备好一日三餐。收拾好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