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篇报道中,该报资深科学记者威廉·L·劳伦斯也说,有关日本人伤亡的一切都是「骗局和宣传」。(事后证明,这个劳伦斯居然从美国战争部领取工资。)
那么该相信谁呢?做出选择似乎并不困难。因为美国军方也站出来说,伯切特是受了日本宣传的影响。
曼哈顿项目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否认了辐射中毒的说法,后来他虽然承认核辐射存在,但却声称那是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死法」。
事实上,并不只有伯切特一个人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芝加哥每日新闻》也写了一篇关于另一座核爆之城长崎惨状的报道,洋洋洒洒25000多字,却彻底消失了。
有一场规模庞大的掩盖行动,正在幕后发生。而掩盖的后果是,人们无法认识到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
大家热烈地赞同使用这种新型武器,在纽约市一次民意调查中,赞同比例一度高达85%,而且有23%的受访者希望在日本投降前扔下更多的原子弹。
伯切特十分担忧,他的《原子瘟疫》并不是在为日本战犯说话,而是警告全人类核武器的威胁。
这个威胁如此巨大,却不为人知。也许就在下一次战争,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纽约、巴黎、伦敦、上海……都有可能成为又一个广岛。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供人们追逐消遣。到了1946年,大部分人都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去关心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广岛25万平民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一个谜。可伯切特已经无能为力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审查员不仅没收了他的胶卷,并且撤销了他的新闻许可。
但有一名记者,从一开始原子弹被扔到市中心时——关于这一点,军方最初又说了谎,他们说投放的地点是工业和军事基地——就感觉不对劲。
约翰·赫西翻看着各家媒体的报道,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将关注点放在物质损害上,比如《纽约时报》的比尔说,被毁建筑约为68000座;却很少有记者去关注人的故事,战争中那些无辜的平民,除了伯切特的报道。它在西方媒体中,第一个提到了核辐射及其对人体的可怕影响。
约翰·赫西
一定还有无数的信息被隐瞒了,如果不亲自去一次广岛,真相,将永远无从知晓。
一种绝望的感觉笼罩着赫西。他意识到,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不只是伤害一个人,而是威胁到了全体人类。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它的威力相当于1。5万吨高爆炸药,可用量只是0。9千克的裂变铀235,它让种族灭绝变得多么便捷、多么高效率啊!
「作为一名记者,」赫西后来回忆说,「我别无选择,只能写下(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催生出的世界。」
时间已是深秋,在一次商务午餐上,赫西与《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讨论了广岛。
战争会改变一切,精致的《纽约客》也不例外。
当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纽约客》开始向世界各地的前线派驻记者。他们脱离搞笑,变得越发严肃。
他们讲述了很多有关战争时期人类暴行的故事,比如纳粹德国对俘虏的残酷虐待。他们担心,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遗忘速度会越来越快,可是还有那么多、那么残酷的战争暴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
如果人类善于遗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将它们写下来,变成白纸黑字,让教训被记得久一点。
于是,他们一方面与美国政府保持「合作」——按照政府制定的战时新闻规则做事,同时配合陆军部,将新闻提交审查;另一方面,又为赫西的真相之旅提供经费。
可是,广岛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它处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占领当局(以下简称SCAP,职员包括数百名美国公务员与军事人员)的管理之下。
任何人想要进入日本,都必须向SCAP申请准入许可。
政治审查成了进入广岛的最大障碍。赫西,是「有资格」进入的人吗?
二、开往中国的船
对赫西来说,中国总以某种奇妙的方式,拨动着他的命运之弦。在获准进入广岛之前,赫西先回了中国,这让他偶然找到了可以用来讲述广岛的腔调。
之所以说「回到中国」,是因为赫西是在这里出生的。1914年,中国天津,他出生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但他并不信教。10岁时,他被带到美国,成年后又作为《时代》的战地记者,被派驻重庆。
在1945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过圣诞节,而是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上海。从这年夏天开始,他就已经着手复习自己的普通话了,现在已说得越来越好。
他可以直接与我们当地的农民交流。有一次,一位见多识广的北方农民居然和他聊起了广岛。
这位村民虽然搞不清楚杜鲁门、丘吉尔或斯大林,却能以我们的公里为单位,准确地说出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