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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第1页)

更奇怪的是,这名新人似乎对戴小雷很有好感,主动过问他的案情。

戴小雷深受感动,边哭边说自己的遭遇。

新人教他采取迂回战术,先避免皮肉之苦,再伺机行动。那人拿出不应该出现在监舍的纸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标明了房间的位置和具体路线,「我觉得你说死者是被你掐死的最好,如果是被砍死的话,法院会判得重一点。」

戴小雷知道坦白的程序是这样的,得事无巨细地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

「不管有没有杀人,拿来保命用的,万一扛不住了,就是你最后的锦囊,主动出击总比任人宰割要好。」新人把纸塞进了戴小雷手里。

第二天,戴小雷继续被提审,民警第一句话就是,「你想清楚了没有?」

「要不你们再仔细查查?我真的连死者的面的都没有见过,现在真凶肯定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你们去把他抓到好不好?」戴小雷哭泣的样子很有特色,嘴巴微张,双唇向前撅,看起来有些怪异。

民警推测戴小雷的杀人经过:「你8月26号下午去死者家里行窃,见到死者照片,心存歹念。回到家里,你心有不甘,晚上又潜回死者家中,性侵后还掐死了她。」

这和「新人」的说法一致,曾经有那么一刻,戴小雷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选择性失忆,真的做了那件事。

戴小雷被羁押后的第十天,我去看守所要求会见。

看守所以「犯罪嫌疑人正在被办案机关提审,无法安排会见」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让他们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什么时候能结束提审。他们说,「事关案件机密,不清楚,也不便泄露。」整个下午,我就坐在看守所凳子上玩俄罗斯方块。

期间我搬出法条和他们理论,《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第4条明确说了,「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形无法及时安排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向律师说明情况并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之后我到检察院和司法局进行投诉,得到回复都是「我们会着手调查,你先回去等消息。」我发现投诉的真正意义在于——换个地方玩俄罗斯方块。

戴小雷的母亲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戴小雷的状况,每次都哭着说他从小没了父亲很可怜,也不知道在里面有没有受苦,让我一定帮忙照看。

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见到人,面对她在话筒里的追问,我闭着眼睛,说事情得一步一步来,随即找借口把电话挂了。

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事情做,去辖区派出所碰碰运气也好,看能不能找到有利的线索。

派出所的民警倒是干脆。我拿出证件和材料,说要查看一下戴小雷有没有犯罪前科,他们马上就给查了。

我在资料里看到戴小雷有过三次行政拘留,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盗窃不构成犯罪。

这两次分别为偷窃班主任的口红,以及一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除此之外,有一个重要信息,每次作案,他的同伙都是一个叫秦曦的人。

我让朋友查了下秦曦的情况,对方说此人前段时间因为盗窃被拘留了三天,随即被释放。我核对了下时间,正好是戴小雷被抓的那几天。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见到戴小雷,以便找到秦曦,了解更多情况。

我再次硬着头皮来到看守所申请会见。民警接过材料,说落款的「律」字只印了一边,不行。

我心里打起退堂鼓,给主任打去电话,说自己进退两难。主任说他在小地方没有什么人脉,要是我实在办不来,就早点回去。

整整一周多,我待在房间看无脑爱情剧,没几分钟就想砸烂电脑和椅子。能说得上话的人,就是搞卫生的阿姨,她每天来问我一次,「今天退房吗?」

到了第十天,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句,「退!」

我马上订了回去的火车票,但付款时纠结好久,觉得这样太丢人,于是咬牙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个星期,如果还是不行,就给戴小雷请北京的律师。

9月19号,我给自己定的一周期限到了,正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怎么和戴小雷母亲开口。

这时,家里对我最为关照的长辈打来电话,问我中秋节要不要回家,给我留了糯米团子。

我憋不住,哭了起来。

长辈问了情况,愿意帮我介绍人脉。十分钟后,我收到了短信,里面有两个号码,第一个是检察院原检察长;第二个号码我手机里有,是我父亲的哥们陈伯伯,只是没想到调来这里做了县领导。

我先拜访了检察长,说话间他就给检察院以及看守所两边都打了电话。

再次去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两个副所长,刑侦大队副队长也在。

铁门开了,我快步走向戴小雷。

他的头有点大,走近点看,原来是脸肿了。

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旁边的民警连忙抢话,说没有生病。戴小雷看了看民警,又看了看我,结结巴巴重复:「没有,没有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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