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器当兵下来的,酒量出奇的好,就属他越喝越清醒。他端着杯子说:「我当年也只是拿着军刺捅别人的大腿,你小子他妈的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当哥的,我没话说,就是服!我先干了!」
凶器说完,一饮而尽。我也不含糊,端起酒杯就干了个底朝天。阿果一甩手,优雅的把烟头弹了出去,给我俩把酒满上。她那利落的动作看的我心里直发痒,非要灌她一杯不可。阿果也不推辞,拿起我的杯子一饮而尽,引的小妖拍手叫好。拐子则在一边撑着个脑袋,眼神迷茫的看着这一切。这里面他酒量是最差的,坐在那里纯属死撑。
那个小饭馆,那个夜晚。店老板都去后面睡觉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在尽情的嬉闹。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晚上,那是我们兄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
七月初,毕业生离校。我去火车站送同学,小齐,老朱,林子,还有杨蒙……临上火车的时候,班长小齐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欧阳,你现在已经是大五了,好好干,别给咱兄弟丢人啊。」我颇为无奈的点点头:「那是,那是。」
送老朱的时候,这家伙抱着我哭了。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住宿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他们却在这个城市流连了四年。四年,青春的岁月中有多少个四年可以挥霍。老朱不是为了离开我而哭泣,也不是为了离开这座城市而哭泣,他是为了离开这一段青春的回忆而哭泣。
走吧,老朱。我轻拍着他的肩膀说。走吧。我永远的下铺。
送杨蒙走的时候,王辉也来了,这两个家伙在我看来,根本就是死党,结成了对付我的统一战线。在快要上车的时候,杨蒙回头,拉着我的衣服说:「欧阳,我要走了,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问吧。」我说。
杨蒙很认真的看着我:「你告诉我,这四年里,你到底一直都在做什么?」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一直在帮着亲戚家里养猪。」我也很认真的回答。
「哇……」杨蒙立刻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向火车上跑去,我听到了她飘过来的最后一句话:「你到最后都不跟我说实话……」
说什么实话?唉……那种事情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我倒真是希望我在帮亲戚家里养猪。
杨蒙的火车开走了。我一回头,王辉这小子站在旁边,眼圈都红了。我好奇的问:「你多愁善感个什么劲?」
我这一问不当紧,王辉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了。他朝我胸口上就是一拳:「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没心没肺?是啊,相比四年前,我确实是没心没肺了。当时我刚进学校的时候,老朱还说我脸上挂着「农村红」呢,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但这四年下来,我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拳头上,蘸了多少人的血。我的腿,又让多少人在拳台上残废。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环顾站台,送行的都已经离去,空空荡荡。走了,都走了,只剩下我,在这里读一个传说中的大五。
我继续我的生活,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我基本徘徊在拳赛的残酷和阿果的温存之间。时间走到了我「大五」的寒假,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当时春运过于紧张,我怎么也买不到过年回家的车票。
眼看着年根逼近,我却是一筹莫展,春运当头,一票难求。阿果对我说:「别想着买票了。我开车跟你一起回去过年。」
「你跟我回去?」我有些惊讶,「你过年不回贵州吗?」
「我回去有的是时间,你就别管我了。」阿果行事相当利索,直接拎起包对我说:「走,回曹州。」
3
阿果开车,带着我回到了家乡。我一再顾忌,但没好意思说出口——阿果看出了我的担心,她说:「放心,我在你家是不会抽烟的。」
哦,这样就好多了。我一颗心放进了肚子里。
到了家里,父母一看我带了个女朋友回来,惊讶的都不会说话了。也怪我,临行匆忙,没有来得及跟他们说一声。
我很尴尬的介绍:「这是阿果,我……同学。今年过年,呃,在咱家过……」
母亲又惊又喜,急忙拉着阿果的手坐下,问这问那。可是沟通有问题,我母亲是本地人,没出过远门,不会说普通话。我还得当翻译。
父亲还好,当年跑过许多地方,普通话也会略讲一些。他听说阿果家里是贵州的,便说道:「贵州好啊,不错的,当年我跑长途的时候到过安顺的黄果树瀑布。」
「是吗。」阿果高兴的说:「我家就是安顺的。」
我母亲问我们怎么回来的,我说开车。母亲惊愕的问,你都已经买车了?你不是连开车都不会吗?我忙说不是,是阿果开车带我回来的。她有一辆车。我母亲十分赞许的看着阿果,说:「这闺女真有出息。」
接着又跟上了一句:「配你都白瞎了。」
阿果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那种堕落的颓废感在我父母面前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朴素勤快的山村姑娘的形象,帮着我母亲做饭,扫地,打扫卫生……让我颇感意外。
「这闺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