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有些紧张,扭过头来问我:“怎么办?”
我看着窗外,那些野兽一样的军人已经让我厌烦,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我冷酷地瞪着他们,狠狠地说:“冲过去,从他们身上辗过去!”
司机咬着牙踩着油门不放,汽车喷出滚滚尾气,朝着那些一身屎黄色的军人冲过去,他们有的被辗在车轮底下,有的被撞得飞了起来。那些军人的身子不断地扑向汽车的风挡玻璃上,砰的一声,脑袋碎了,眼珠沾在玻璃上,有时是白色的脑浆,有时是腥臭的鲜血。雨擦不停地来回擦着,但血肉太多,有那么一会儿,我们整个汽车完全被血肉包围,眼前一片漆黑。好在雨擦很快就把它们甩走了。更多的身子被汽车辗在地上,血肉沾在汽车底盘和轮子上,越积越多,到处是日本兵的呻吟声、酱紫色的动物污血、痉挛的手脚,汽车就像走在暴雨过后的黄泥土路上,车轮摩擦着一层层血泥,不时地打滑,好几次差点失控撞到路边的电线杆。
司机好像有点良心不安了:“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过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的车辆就是这样从中国人身上辗过的,好像我们就是苍蝇。”
我告诉他,就在12月16日,日军“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部军医长泰山弘道海军军医大佐来到南京,他曾乘车经过下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汽车徐徐前进,感觉是开在充满空气的橡皮袋上缓缓地向前。这辆汽车实际上是行驶在被埋着的无数敌人尸体之上。很可能是开在了土层薄的地方,在行进中忽然从土中沁出了肉块,凄惨之状,真是难以言表。”
司机阴着脸沉默了,他的脸变得通红,鼻尖上沁出汗水,呼吸越来越重,终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狠狠地踩着油门,说:“好,那么我们就血债血还吧!”
出租车更加狂暴地冲向日本兵,惨叫声四处响起,拥挤碰撞,就像一曲盛大的合唱。
从人肉苍蝇堆里冲出来,到了大方巷,我刚把车费递给司机,只见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肩膀,肩上立刻多了一支枪,我把枪取下来,是解放军在二十一世纪装备的九二式冲锋枪,流线型的枪身闪闪发亮,三八大盖在它面前,只能算是一根丑陋的牙签了。日本兵惊慌地举起三八大盖,但它们都惊恐地向后躲着,身子软得像面条一样。九二式冲锋枪的枪口闪出复仇的火焰,所有的子弹欢呼着钻进日本兵的身体内。我端着冲锋枪,平静地走进大方巷的那间小屋。
当我出现的时候,李某、赖某正趴在地板上,他们的嘴角正流着肮脏的白沫,双腿痛苦地抽搐着。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路上像泥泞一样的日本兵的血肉还是影响了我们的车速,我来得太迟了。她的那个浑身刺青的男朋友李某已经死了,傻傻地瞪着眼睛,身上穿着2009年从南京地摊上淘来的牛仔裤,脸上带着惊慌、歉疚和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身上的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的纹身还在,它们碰到我的目光,有点害羞,悄悄地往衣服里缩了缩,当我听到里屋传来动静,抬起头来时,那些纹身偷偷地从他身上溜下来,飞快地钻进地缝之中。我扭过头去,不想再看到他了。他和1937年12月的绵羊的面孔们有什么区别?
曾小艳出来了,手里拿着铁榔头,小声地呜呜地哭泣着。她看到我时,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止住了哭声,但那泪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流出来,她喃喃地说:“你终于来了……”我走过去,把身上的迷彩服脱下来,轻轻地覆盖住她悲泣的身子,低声地安慰她说:“别怕,别怕,我们走吧。”
她回头看了看他们,目光里充满憎恶与仇恨,扬了扬手中的铁榔头,说:“我要把两个王八蛋的头都砸碎,看看他们脑袋里装的是什么!”
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手中的铁榔头取下来,朝她摇了摇头:“小艳,你别这样,他们已经死了。你不用看的,他们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
她扑在我的怀里,身子颤抖着,仰着满是泪水的脸,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这样呢?”
我捧着她的脸,轻轻地安慰她说:“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走吧,离开这个地方吧。”
她茫然地看着我:“我们能到哪里去呢?现在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我笑了笑,拍了拍手中的九二式冲锋枪,说:“没事,现在是2009年,日本鬼子早就投降了。”
她愣了一下,是的,月光从窗外飘进来,对面不远处是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闪烁着妖冶的霓虹灯广告,现出如血的红字——再还男人雄风。她回过头来看了看地上那两个丑陋的男人,他们仍旧像两头死去的猪一样一声不吭。她摇了摇头,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七十二年了,他怎么还和1937年时一模一样?”
月光慢慢地移出了小屋,房间里一片阴暗。是啊,这个男人怎么还和1937年时一模一样?不,甚至还退化了,他连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都摆平不了。那是个什么黑社会啊,就是一个街头的无赖而已。绵羊终归是绵羊,世世代代都是一副绵羊的面孔。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绵羊了,只是一座庞大的蚂蚁山而已。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什么长进,还是那么无知与麻木。
我长叹了一声,说:“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吧。”
我们出了大方巷,那个出租车司机已经不见了,四个日本兵的尸体倒还在。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彩色照片一样繁荣的南京忽然变成了黑白默片的电影一样,整个天空一片血红,爆炸声和枪声不时划过夜空,像流星一样满天闪烁。我迟疑地看着外面的地面,路上铺满了各种各样的尸体,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曾小艳拉着我的胳膊,颤抖着身子喃喃地说:“历史果然重演了。”
我低下头,手里的九二式冲锋枪还在。我朝她笑了笑,说:“不,是时空又乱了。”
她有点不解地看着我,我正要给她解释,风吹过来,一张报纸像个漂亮的舞蹈演员在空中旋转着,慢慢地朝我脸上飞来,就在它要盖着我眼睛的时候,我抓住了它,那是南京一家晚报的B5版,左上角有一篇新闻《城南命案,弱女子毒死两个壮年男人》,还有一个副标题《懦弱“小弟”帮“老大”强暴自己女友》。
我把报纸递给她,她趴在上面,借着昏暗的月光慢慢地看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长时间,当那十多个日本兵从马路上过来的时候,她还在看。最后她看了看日期,没错,这份报纸是2009年12月21日的。
她愣愣地看着我:“这是写我的,这是明天的报纸。怎么回事?”
我笑了,再次告诉她:“这是时间发生了错乱。我们既是在2009年,也是在1937年了,你看到那些日本兵了吗?他们应该呆在1937年12月的南京。”
日本兵走近了,用邪恶下流的目光打量着她,嘴里叫着:“花姑娘,哟西,花姑娘的干活!”
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到他们。九二式冲锋枪的枪口从一个日本兵的额头移向另一个日本兵的额头,枪声并不是很响,就像轻轻地吐口痰一样。我睁开眼睛时,每个日本兵的额头上都盛开着一朵用鲜血做成的樱花。
我拉着她的手,说,走吧。
我们一路杀到下关码头,李茂才的腿并没有受伤,第二连士兵都还活着,他们正占领了码头边的一幢楼房,掩护其他部队的士兵和六七十万名南京市民渡江。唐生智将军此时也没有在蚌埠悠闲地喝着茶水,抽着香烟,吃着点心,而是满头大汗地在长江边跑来跑去组织撤退。我还看到了更多的将军们,他们和那些士兵一样紧张地捆扎着木排,指挥着并不是很多的小火轮与木船组织渡江,一切都有秩序,没有人落水,没有人哭泣,相反,每个人脸上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这不是在撤退,而是准备去战斗。
日军上来了。
陈傻子的手榴弹不断地飞出去,他投弹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步枪的射击,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甚至会在空中相撞,它们不停地落在敌人中间,一个个日本兵被炸到了空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有一道看不见的铁幕一样,日本兵的子弹如蝗虫一样遮着月光飞过来,在那道铁幕面前,纷纷掉落下来,有的甚至折过身去,飞向了日本兵……
我拿着九二式冲锋枪,根本就不用隐蔽,站在楼房顶上疯狂地射击着。奇怪,子弹总是打不完,就像我小时候看的黑白抗日电影里的英雄们用的手枪步枪一样。黄灿灿的弹壳在我身下越堆越多,很快就淹没到我的脖子边了,我只能把冲锋枪举过头顶射击。就在弹壳要把我的脑袋完全覆盖的时候,我大吼一声,冲天而起,像身上系着一个看不见的降落伞一样从天而降,落在了密密麻麻的蝗虫一般的日军队伍中。冲锋枪的刺刀打开了,另一只手突然也多出了一支同样的冲锋枪,左右开弓,枪口中喷出复仇的火焰,刺刀闪着寒光抡起了一个圆圈,就像一个美丽的风暴眼一样,周围的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我和第二连的兄弟们最后撤出了南京。
我们的军装上浸满了日本兵的污血,用手一拧,血水哗哗地往下流。我们脱下军装,在自来水下洗好了,晒在外面的月光下,然后围着篝火唱着歌。我看到了傻乎乎的陈傻子,看到了老实巴交的大老冯,看到了一脸杀气的王大猛,看到了李茂才,火光映着他们的脸,他们脸上闪烁着胜利与自豪的光亮。不知道是谁开的头,我们开始唱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