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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低头看我,戴着一顶圆帽。
好亲切的穿搭。我说:“我要等人。等到了就回了。”
那人又道:“一杯扎啤,六杯生啤,两杯威士忌,四杯半烧酒。平时不运动,没事就爱抱着电视看,没人陪着就吃得很随便。你到现在还没胃穿孔未尝不是一个奇迹。”
“……”
我以为遇到了爱数落人的神经病,低下头,没理他。
半晌后,我再抬头:“你怎么知道我喝了什么酒?”
“我猜的。”
“不可能。”
“原来还有判断力啊。”他的声音里好像裹着笑意,“了不得。”
我觉得有点烦,面无表情地站起身。轻微的晕眩在眼底飞着雪花。我接连感觉到蹲了会儿后的小腿也隐隐发麻,便扶着墙,晃晃脚。拿出手机。
怎么还不来呢。
头开始作痛,像有谁拿着把小锤子轻轻敲我的后脑勺。我盯着手机,点了三四下——它从大学用到现在,实在有点不灵敏了——才成功点进拨号界面,再打了一次电话。
另一头的来电声却在很近的地方嗡嗡响。
我边把手机捂在耳边,边倍感疑惑地低下头,在地上找记忆里的小孩。可循着声响,只瞥见那双讲话特别不客气的黑皮鞋。
举目望去,西装男也握着一个手机。他接通:“还有什么事?”
同样的嗓音与语句从我手机里迟半拍地传来。
我看了他两眼,蹙着眉头再确认了备注:是保镖没错。
冷静地纠结片刻,我挂断电话,手机揣回兜里。接着左右评估了一下坐电车的方向。判断是往西走,便挪起脚步,绕过居酒屋的红灯笼,走上街道。
这里恰是一条有坡度的路。下坡之际,穿过低矮的栏杆,可以瞧见污浊夜色中一线明明灭灭的灯火。
才走两步,后领子忽地被揪住。
步伐被迫停下。身后的人松开手,我一头雾水地摸着领子回过头,“为什么拽我?”
“我还不至于眼看着你钻垃圾桶里。”人说,“现在又要去哪,不是要等人么?”
“我喝得有一点多,可能出了幻觉。所以我自己去坐电车回家。”
靠人不如靠己,我诚实回答。想了想,随便对莫名其妙的人透露行程又不太妥当,即使他给我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于是沉声道:“骗你的。我去找我朋友。”
仔细一看,面前确实是垃圾桶。一旁是亮着光的自动贩售机。
我绕开它们。下坡,拐弯。这次却被直接拉住手腕。
一位好心人说:“行了。等你一路撞着电线杆回家,明天脑袋可不止里面疼。”
“哦。”我下意识捂了捂脑门,还没撞上。“谢谢你提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