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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老骥功成求致仕(第1页)

万历八年八月,北京,紫禁城。

在这个时空,北方的巨变。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的命运从这一刻起拐入了另一条轨道,未来究竟怎样?没有人知道。包括穿越者。

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每个人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面对同样信息,每一个人会读出不一样的含义。在大明这种奇葩的以文御武制度下,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

朱翊钧这段时间,就深有感触。进入七月份,文武百官开始关注朝廷的邸报,最近这上面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宣布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一件喜事,户部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小皇帝朱翊钧万历八年七月二日,终于下旨批准朝廷新的俸禄标准,并公布各个级别官员新的俸禄明细。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官员都涨工资了。

没错!这件事朝廷上下期盼了很久,尤其是那些低级官员寄予厚望的俸禄改革,终于兑现了。大伙儿不仅仅是涨了工资,而且规定俸禄以后不用折色,再发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充数,而是全部改成了银元——万历通宝。

几天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刊登在邸报上,朝廷突然宣布辽东大捷,邸报上是这样介绍的:辽镇总兵李成梁、奴尔干都司指挥使王实诱敌深入,一举歼灭以速巴亥为首的十五万鞑靼联军。

炒花、暖兔、拱兔、黄台吉、布延等二十多个游牧部落首领不是被歼灭,就是被活捉,关外游牧部落这一役几乎被一网打尽,元气大伤,从此北蛮不敢南顾。

一个月后再传捷报——蓟镇大捷,邸报上这样介绍:蓟镇总兵戚继光率一万新军出关,在友军奴尔干都司指挥同知囊旺、游击将军赵甲两千卫所兵的配合下,经过四十九天的连续战斗,万里征战,直捣黄龙,横扫速巴亥、炒花、暖兔、拱兔、黄台吉、布延等三十几个部落在草原上的地盘。

此战一举荡平科儿沁、锡林格勒和呼伦贝尔三大草原,这些新占领的地方,将废除羁縻政策实施改土归流,纳入朝廷治下。这一役拓地干里,此不世之功,在大明两百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接连不断的爆炸性新闻,让朝廷上下瞠目结舌,目不暇接。小皇帝朱翊钧非常得意,这是在他的时代实现的丰功伟业。他一高兴,又给所有的官员多发了一个月的俸禄,美其名曰:奖金。

涨了工资,还拿了奖金,对于大明官员来说,这样的好事百年难遇,从朱元璋开始,朱家一个个皇帝都是抠门的要死,如果靠正常的俸禄,养活孩子老婆都难。总算遇到了这么个舍得花钱的,无怪乎大家都羡慕大宋,大宋弱是弱了一点,可特么的舍得花钱啊!

白花花的银元到手,工资也涨了一大截,尤其是清水衙门的官员心里面安定了很多,以后总算是不会“官不聊生”了。文武百官齐赞皇帝圣明,能不圣明嘛!喜欢发钱的老板才是好老板。

打了胜仗,又涨了工资,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嗑瓜子嗑出了个臭虫,偏偏有人提出了质疑。发出不和谐声音的人地位还不低,正是阁老张四维。

他当然不是质疑皇帝涨工资、发奖金,这他哪里敢有意见。他质疑的是两场对外作战出现的不寻常情况。说起来他也理直气壮,那就是身为内阁成员,这两场作战从头到尾他毫不知情。

他还询问了各部同僚,这才知道两场大战从头到尾只有小皇帝和张居正知情,参与的部门除辽镇、蓟镇、奴尔干都司以外,还有东厂和锦衣卫参与其中。连兵部都没有任何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决策。

这消息一捅出来,立刻就像捅了马蜂窝,文官们如梦方醒。都炸了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没有文官的参与,武官怎么能够打胜仗,这不是打脸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纯粹是军方单独实现的伟大胜利,这让朝廷的衮衮诸公如何能忍?

文官们憋了一肚子气,都在互相串联,摩拳擦掌准备反戈一击。怎么反击?文官有的是办法。打了胜仗自然就要论功行赏,如何封赏戚继光、李成梁、王实三人就摆上了朝廷的议程。而掌握军功赏爵这些话语权的是文官,落到俺们手里,整不死你!

八月第一次大朝会上,以张四维、张翰为首文臣们,借着论功行赏之际,开始向首辅集体发难。

本来对武将的打压,这是惯例。你张居正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断专行,把兵部排除在外。虽然这事办的漂亮,俺们今后对边关之事也可以省很多心,但是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破坏了朝廷以文御武的规矩。

在压制武官这点上,文官之间很有默契,因此朝堂上舆情呈一边倒。本来是论功行赏,张四维当场把事情捅破了。现在好了,朝议的主题开始歪了楼,成了声讨张居正的大会。

文官基本上都不能忍,这纯粹是动摇了他们治国理念的根本。这么重大的战争,连内阁成员甚至兵部都不知情。张居正,你想改变祖制吗?你太跋扈了!

虽然张居正出面解释说,战争爆发的非常突然,同时是为了对军事行动进行保密,所以才出此下策。小皇帝也大包大揽,说这是朕的决定,不关张首辅的事。

两种解释根本没用,舆情汹汹,甚至发生近百名官员以辞职相威胁,必须严惩肇事者。文官们认为这事违反了祖制,也违反了程序,这是乱政。他们不敢直接针对皇帝,就把火力集中在首辅张居正身上。

不约而同,弹劾张居正的折子如雪片一样飞来,连地方的督抚也发来了弹章,他们根本不在乎朝廷打了胜仗,只在乎不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论功行赏一事也不了了之。

这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那些将士迟迟不能得到朝廷的赏赐,说不定会引起激烈的反应。可文官没有人在乎。时间很快就拖到了八月份,依然没有任何妥协。

文官反应如此激烈,皇帝加首辅都压不下去。好好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没有人歌功颂德不说,小皇帝和张居正反而被搞得灰头土脸,这让小皇帝很受伤。

发生这样奇葩的事情,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明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

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但是大明帝国文官的治国理念,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觉得可笑吧?这就是大明文官所谓的儒家治国之道,其实很多地方和大宋一脉相承。

相对于文官,大明的武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

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

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大明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

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

明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几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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